王小波笔下女性形象分析

时间：2020-09-29 12:12:59 来源：蒲公英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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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王小波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中文摘要 王小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在“文学即人学”的意义上进行文学创作，他的小说里充满着对人性深刻、理性的思考。目前，王小波其人及作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却少有学者深入探究王小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价值。他笔下的女性拥有真性情，她们果敢、积极、自主，具备突破重围的智慧与激情，是作家对人性所有美好的寄托，对女性人物的解读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王小波小说的核心内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性别意识领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王小波对于两性地位与关系的独到见解和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赋予了她们不同寻常的女性主义价值。他那些带有性别意识的文学创作，有助于打破男作家们的男性性别主体的局限性，真正做到了在塑造人物时尊重两性性别特点与个体差异,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化、平等化的文化视阈。笔者认为，王小波笔下的女性叙说的意义,并不在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而在于对人类文化和文学的漏洞与缺陷进行有益的补充与修正,从而不断完善女性形象本身。小说中女性主体价值的建构,是争取在文化与文学领域提倡性别公平,提倡在差异性基础上的性别平等。通过阅读文本中的女性人物，笔者认识到只有自觉突破对于两性抒写的界限时,女性人物的发展才能具备辽阔的疆域和广阔的前景。当作家与评论者都能充分认识到两性的性别差异与性别价值,并做出正视性别差异、超越性别局限性的努力时,文学的发展才能真正拥有更为辽阔的疆域和更为广阔的前景。因此，笔者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分别从女性人物对作家“理想之身”的承担、自我主体的建构和救赎、女性主义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对王小波创作活动和文学作品的研究。

　关键词：权力话语；自我意识；主体性建构

　 目录

　中文摘要................................................................................................................. I 第一章 研究综述.................................................................................................. 1 第二章女性主体的异化与建构............................................................................ 2 第一节 女性的异化---X 海鹰 ...................................................................... 2 第二节 女性主体价值的建构------陈清扬.................................................. 3 一、对生命善念与自我信念的执着.................................................... 4 二、“主体意识”与“角色意识”的博弈........................................ 5 第三章 潜在的女性主义价值.............................................................................. 6 第一节 缤纷的两性之花.............................................................................. 6 第二节 失势男性与英雄女性...................................................................... 7 第三节 双性视角.......................................................................................... 8 第四节 女性之伤.......................................................................................... 9 一、对“庸俗”妥协.......................................................................... 10 二、谋“爱”与谋“生”.................................................................. 10 第四章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1 第一章 研究综述 王小波的创作构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他作为年青一代精神榜样的形象愈来愈深入人心，大众传播的力量也促使王小波的名字声名远扬。所有这些热情拥趸体现了王小波的文学魅力和精神魅力，也致使王小波频繁出现在评论家的笔下。自 1997 年王小波辞世至 2007 年的十年间，围绕他的记叙、评论、研究多达 500 多篇，然而目前，多数论者仅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小说的艺术特色以及“王小波现象”的大众传播效应及文化分析上,而少有人对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作深入细致的探究,即使偶有涉及,也是大多定格在男性人物“王二”身上，譬如房伟曾将王小波小说中的“王二”形象系统地一分为三，即“巨人、顽童及悒郁者”。

　“王二”被研究者较多关注是有原因的。在王小波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更确切地说是《黄金时代》后的作品，主角大都为一个名为“王二”的男人，这些“王二”虽然年龄、职业、偏好各不同，但他们的故事在不同的小说之间有一定的承接性，所以引发了读者及研究者对其特别关注。

　另外，这也与王小波的叙事手法有关，他的前期作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部曲》）叙述者大多是“王二”。由此，有研究者认为王小波为“避免在小说中过度地直抒胸臆”托“王二”之名来解释自己。这种借“王二”进行的托名写作致使不少读者将“王二”这个人物等同于王小波。对作家的喜爱、好奇之情使更多的研究者将重心放置在男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女性，致使她们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地解读、研究。

　相对来说，目前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大多点到为止：有研究者着力于一部小说中的某个女性研究，比如李爽的《女性的自我救赎---王小波<黄金时代>中陈清扬的形象分析》 [1] 。刘冬玲在《论王小波的文革小说》中论述小说中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时强调文本中女性往往充当权力意识形态执行者身份；同样提到女性人物在阐述小说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还有张入云的《伪书作者或无我之歌---王小波小说艺术综论》，但以上著作对女性形象的分析大多浅尝辄止，仅将女性作为所研究主题的一个论据而非研究目的。

　但笔者认为，小说中并不存在自由的女性人物。在王小波设定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自由从来就是作为奢侈品而存在的。第三类女性身上所体现的“自由”，

　 2 也只是有限的“思想自由”，她们被权力与大众集体话语的恐怖力量驱使着，精神自由也被政治话语引导、牵制着，即便是作为权力意识形态代表的女性，她们也同样为了归依集体，而付出了牺牲“小我”的代价。正是在一个无自由的年代，人们对自由才会如此渴望，为争取自由所作出的抗争才会显得格外珍贵。

　王小波曾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提到，“在革命时期所有的人都在‘渗着’，就像一滴水落到土上，马上就失去了形状，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土粒和颗粒的间隙；或者早晚附着在煤烟上的雾。假如一滴水可以思想的话，散在土里或者飞在大气里的水分肯定不能。经过了一阵呆若木鸡的阶段后，他们就飘散了。渗着就是等待中负彩 [2] 。我一生一世都在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才能摆脱这种渗着的状态。”而这些论者所提及的“自由女性”的价值恰恰在于她们为避免“渗着”而竭尽全力保持人格与思想的独立。小说中女性人物对于自由的求索，是作者对人之品格所寄予的厚望，希望人们能时刻铭记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乃是人的天性，即便是出于专制的文化背景之下，人性之本也是无法被压抑的。

　第二章女性主体的异化与建构 本章主要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 X 海鹰以及《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作为范例，因为她们分别代表了作家王小波对于女性生命意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展现---主体价值的异化与建构 [3] 。两者均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但前者表现了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女性非常态的生存境遇，后者则重点表达了女性个体对自我在现实中存在的思索。通过观察权力话语下的女性在“性”与“爱”中的沦落与重生，我们得以认识女性的自我生命体验对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性。作家不仅张扬了女性的个体精神与行动自由，而且赞赏女性在经历苦难所表现出的智慧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第一节 女性的异化---X 海鹰 小说中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唯一的精神乐趣来自权力带给她们的优越感，她们无视集体主义道德的虚伪，漠视权力话语对人精神的戕害。她们是意识形态的施行者，是权力话语的代言人 [4] 。她们不仅主动放弃了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且借权力之手对他人施行权力话语控制，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革委会主任“老鲁”和女团支书 X 海鹰、《未来世界》中穿黑色皮衣的女人，《未来世界的日记》中王二的前妻等。本节主要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为例，分析王小波

　 3 是如何表现权力机制下的女性是如何被剥夺了自主性，并一步步走向异化的。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性的客观化描写。《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与 X 海鹰的性便成为了透视权力下人性的显微镜，它毫发毕现地揭露着权力运作下，女性丧失了主体性，从而异化为意识形态下的“玩偶”[5] 。

　权力话语对 X 海鹰的影响根深蒂固，极其隐私的“性”行为都要符合所谓的“政治形势”和革命逻辑，让人看了觉得哭笑不得：“她把一切性关系都叫做强奸，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王小波借王二之口讽刺“这是革命时期应有的‘高级智慧’” [6] 。正是这种“高级智慧”帮助 X 海鹰满足了生理需要，又解决了身为一个进步分子应当“崇高”符合心理需求。X 海鹰已然成为了权力话语下的奴隶，权力的网络不仅覆盖了人的生理机能和肉体，更渗入了人的思想和灵魂，这是权力最为残酷之处。

　两人分手后 X 海鹰“或者在她的小屋里帮教落后青年”，“已经不那么纯粹”了，最后嫁给了木讷的毡巴，一句“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概括了所有感情的缘由。这就是作者向我们展示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人性遭遇扭曲，爱情沦为权力下的“玩偶”。经过革命的锤炼，王二彻底明白了“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在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微不足道的事了”，X 海鹰也悟出了“生活就是这样的，用不着对它太过认真”的道理。爱情和性本应是单纯自然、合乎人性的，但在革命时期却变得不堪重负，小说中充斥着隐喻和颠覆的色彩，作家通过 X海鹰的变态情爱让我们重读了真实的文革年代，再现了人在面对权力时的无奈。

　王小波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批判眼光以及人道主义思想，使得他始终承受着文革带给他的精神创伤。这种伤痛使得他清醒地认识到人在面对权力的肆意奴役时的麻木与卑微，也因此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 X 海鹰带给我们的情感不仅仅是反感或厌恶，更有同情。基于这点，笔者认为王小波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的作家，因为在人物及情节的悲观色彩中凝聚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还有他对美好人性及生命的热爱。

　第二节 女性主体价值的建构------陈清扬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宠儿”，也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之作，王小波将其定义为“解释自己的”，阅读者在文字间能体会到作家的用情之深，就像王小波所说的那句话：“我只是写出了我真实的生活 [7] 。”因此，《黄金时代》可以看

　 4 做是他对于世界的一种审美的观照和把握，他将自己的人生哲学也赋予在女主人公陈清扬的身上，通过对她的解读，我们可以近一步看到王小波的影子以及他对于女性自主意识、自由意志的理解与赞赏。

　一、对生命善念与自我信念的执着 文革时期，虚伪的道德体制管制着人们的本能欲望，人们变得刻薄和思想贫乏，外加阶级斗争的长期教育，群众已然变成了权力话语的施行者，他们的暴虐心态也进一步凸显，陈清扬这样的出格女性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正如书中描写道：“群众见了我们就愤怒”。另一方面，陈清扬的女性弱势地位附加上姣好的外部形象，又成为了男人意淫的对象，“男人没事就去找陈清扬看病”，在这种双层压抑中，陈清扬面临着“破鞋”带给她人格的各种侮辱和损害，终于不堪精神重负，发出了“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至死”的哀号。

　她已经经历了人生中最悲惨的误解，背负了太多沉重的精神包袱，她渴望知己，渴望智慧，她再不想一味过“为自己辩解”的生活，她太渴望与旁人正常的交流。“想象”便是陈清扬对世间温情的美好憧憬，是来自一个女性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所期待的是王二的温情与善解人意，是王二作为一个伟大朋友解救她于水火的良策 [8] 。从“犹豫”到“下定了决心”是因为她对人性之善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她相信王二是那个理解她的朋友。但是当陈清扬推门而入，看到王二的“小和尚”时，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作家在描写陈清扬爱上王二时，并没有使用浪漫的字眼或者造作的情节，而是用身体“说话”，但这种真实的力量大过所有华丽的铺陈描述。让陈清扬坠入爱河的王二对她来说是打开自己新的未来的一扇门，因为同王二在一起后，她便不再是孤独的夜行人，她今后的生命会有人理解并陪伴左右。就这样从与王二“敦友谊”的过程中，她体验到了爱情的美好。

　陈清扬自始至终背着“破鞋”的名声，受到“出斗争差”的侮辱性待遇：被人五花大绑按在台上，脖子里挂着破鞋，即使尊严受到无情地践踏，但她并不在乎，只是尽情地享受着性的狂欢 [9] 。因为那是属于她的“黄金时代”，她用性化解着文革给她带来的精神巨痛，用“反压抑”的精神法则战胜了权力的控制。作家用汪洋恣意的文笔描写将传统意识和典章制度投射在她身上的阴影一扫而光，凸显她人性化的一面，与其说《黄金时代》是一部以王二为叙事中心的作品，不

　 5 如说是属于女知青陈清扬的“黄金时代”的抒写。

　二、“主体意识”与“角色意识”的博弈 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的本质特征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建构的，而社会主流话语形成的权力意识形态又赋予了女性一定的角色意识，传统女性的角色意识包括家庭、社会角色意识两部分，而文革时期的女性更是经历了传统道德的负压与现代进步意识的承担的双重压抑，有着自身角色确认的痛苦与困惑。

　陈清扬因为得罪了军代表而被发落到最穷苦的地方行医，从一开始不能接受这个诬称所带来的误解和贬低，到想尽各种办法证明自己，拉拢王二作为同盟，直至最终发现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证明并不能解决自身的困扰反而使她的处境越来越糟。她虽然被群众舆论赋予“破鞋”的污称，但她不甘于沉寂、委琐的下乡生活，厌恶政治压抑下的自我克制、自我贬抑，在经历了一系列批斗之后仍然相信自我，相信这是属于她的黄金时代 [10] 。她不能忍受蹉跎自己的青春，于是她选择直面人生，直面自我，并极力将自我的存在价值放大到最大限度。在斗破鞋的过程中，她像演员一般敬业地演出，最大程度地满足众人的窥私欲。最终，陈清扬由屈从、封闭、反叛转为自主、开放和升华的心态后，渐渐也卸下道德伦理附加给她的枷锁，从自身的受害者立场逃离出来。她将自己视为真正自由的生命个体，决定要正视自己的自然需求，同王二一起“永远生猛下去”。她最终发现要想走出被权力话语摆布、愚弄的困境,就必须停止对外界话语的被动接受，从自身的真实境况出发，只有对自我作出独立自主的选择，才能彻底摆脱权利话语力量对她本人的歪曲。于是她上交了最后的检讨资料，交代了她爱上王二的事实。

　革命时期权力赋予的“角色意识”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实施压榨和取代，女性在“做人”（tobe）和“成为自己”（be）20 之间徘徊着，在角色意识与主体意识的博弈中游荡。X 海鹰受制于“角色”的制约，在权欲的操控下沦为权力的奴隶，权欲对情欲的压榨剥夺了她作为女性的自主意识与自由意志。王小波对陈清扬的塑造则显现出女性由屈从的受害者到做一个自主的人的过程，在对自我意识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人的困境，摆脱了“扮演角色”的主体困境。作家先知先觉的带有性别意识的创作不仅张扬了女性的个体生命自由，也道出了女性与历史、文化之间密切的错综纠缠 [11] 。王小波通过描写女性与“性”的纠缠，使

　 6 女性重新掌控人生的自主权，重建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体价值。

　作家通过 X 海鹰和陈清扬两个人物探讨了女性生存方式的两种可能性：为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极力摆脱抑或极力遵从群体专制以及虚假的集体主义道德，并通过这两种方式展现出女性主体的建构和异化。王小波试图通过女性追求人之本能的“性”来进行人的主体性建构，作家从“性”的困境去体现“人”的困境,通过女性陷入“性”的困境而尽呈女性主体的扭曲和异化，在这个维度上作家进一步揭露并批判了政治和社会习俗----软与硬的两种暴力。

　第三章 潜在的女性主义价值 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是一位著名的女社会学家与女权主义者，有研究者认为李银河的一些著作与王小波的小说作品可以形成“互文”，而王小波本人也在杂文中清晰地提到他在两性观点上受太太影响。作家的两性意识赋予其笔下的女性角色以独特的文学价值，因此，探析文本中潜在的性别意识成为解读王小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一个维度。

　文学中的女性仿佛一直在为男性而活，在《王小波十年祭》中，李银河谈到人们喜欢王小波或许是因为他的平等精神，“王小波最讨厌任何将人分为等级的事情…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最厌恶将人分为等级的做法。他甚至不喜欢听像“使命”、“拯救”这类堂皇的词，觉得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高级以致有资格拯救任何人的灵魂 [12] 。在现代社会，平等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价值。”因为对平等的坚持，使作家自觉在写作中为压抑下的女性正名，王小波小说散发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气息也是强烈而新鲜的。

　作为文学界一直被讨论的焦点，女性如何才能同男性一样，平等地作为行为主体进入到宏大历史叙事中来。女性不再仰视男性，作家也不再忽略女性，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课题。在这一层面，笔者认为王小波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第一节 缤纷的两性之花 《家》中的鸣凤美丽、善良，但最终以投湖之死去抗争封建社会对她的压迫，这在巴金的笔下极富诗意美、圣洁美，因为她恰如其分的“刚烈”使她精神、肉体上都为爱人觉慧保持了自身的贞洁，而这种品质是男性所特别需要的，因此这类女性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作家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这种审美表达限制了女

　 7 性人物作为主体的自由与人格发展，泯灭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女性在作家笔下仅仅成为了空洞的纸片人而没有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内涵。

　作品中的很多女性比如线条、小转铃、小姚阿姨、小姚阿姨等主动寻求爱与性的经历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也表明了王小波关于“女性有权利追求想要的一切”的坚决立场，这种消除男女秩序禁令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小说的各种场景之中。作家采用荒诞、黑色幽默和象征的手法实现了对女性“贞节观”的强力反讽以及对所谓男性“乌托邦”的解构，这同时也是作家自由主义立场的深层次体现 [13] 。

　其次，在打破两性角色的定式、促进两性描写的平等化、多元化方面，王小波也有卓越的文学表现。《思想者说》中曾总结道：“（男对女）科学对诗意；力对和谐；力量对美丽；智力对爱情；理性对浪漫等等。” 现代女权主义认为所谓的女性特征实际上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是强加于女性的,并非女性的本质特征。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Ｍ米德曾在新几内亚的考察中曾发现,阿拉佩什部落中男人和女人的行为就像我们社会中女人的行为；而蒙杜古马部落中男人和女人行为就类似现在人们想象中的男人们的行为；在德昌布利部落,男人的行为就如同我们社会中的妇女那样---敏感、爱美、羞怯,而女人则同中国社会中的男人一样---理性、勇敢、独立。可见，对于男女两性而言，根本无定式的性格特征一说。

　第二节 失势男性与英雄女性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王二”系列占据了男主人公的重要位置，他们是故事的主角，也大多是小说中的叙述者，但“所有这些性格特异的主人公都有些不合时宜，他们的日子大都过得不顺心：大王二被人嘲笑为‘小神经’；二王二 21岁时遭批斗，30 岁卖了力气不讨好，40 岁已经身体衰弱，少年雄心已成往事，有些万念俱灰的感觉；四王二住了很多年集体宿舍，41 岁以前不知道女人的滋味，证出费尔马定理以后再也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后来成为助手，每天批改学生作业；五王二的研究计划总是遭人批评；六王二最后干脆被送进习艺所劳动改造。”以第三个王二为例来说明他的命运：他发明和改进投石机的好时光只是昙花一现，他觉得他生不逢时，本不该生于现代，如果他能选择，他愿生活在古希腊罗马，因为那时候的人可以自由发明和使用自己的机械，于是王二开始了他漫长的、沉闷乏味的生活，他进了豆腐厂，被领导老鲁追得到处跑，还要受 X 海

　 8 鹰的帮教 [14] 。在校园武斗的时候，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懂得比他多，知道他的天真，因而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爱上了他，而他后来也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独立的战士，而只是别人手里的泥人。

　王小波笔下的女性，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群体。妖妖，小红，小孙，小转铃，她们浑然天成，毫无矫饰，有一股天真的野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她们珍惜爱情，懂得欣赏王二的浪漫。她们还发出“吾爱王二，吾更爱真理！”的呼声 [15] 。世间万物没有什么能束缚她们，教条不能，爱情不能，性也不能。她们特立独行，勇悍绝伦，是活生生的诗意，是有趣的“人”。她们无视生活的设置，既不要别人做亡命战士，自己也不做生育机器，她们的人生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她们就像王小波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的猪一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求自由的荆棘路，虽然变成了“野猪”，没了所谓的“文明”，但是逃离了居心叵测的人类，冲破权力世界强加给它们的束缚。陈清扬坦然面对“破鞋”的称号，在每次出“斗争差”时都会“非常熟练地、乖乖地把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解放鞋用麻线挂在脖子上准备接受批斗”；红线在薛嵩萌生死志的紧急时刻调出了父亲的马戏团，帮助薛嵩盗取了官印，在薛嵩得到了新领地高枕无忧之时毅然决定放弃“正宫夫人”的富贵生活，去山上自由自在地当起了山大王；小孙不被舆论与主流价值观所左右，在王二对结婚的想法产生动摇，被领导施压时仍然坚持认为“结婚是自己的事情”；红拂宁愿“殉夫”自杀也不愿钻入被设置好的牢笼，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有什么比这种意志更让人感觉到振奋人心？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让与身为女性的读者，面对为帮助王二而与他共处一室的“自己人”小孙或者与李靖私奔的烈女红拂这样的女性人物时，丝毫不觉得尴尬，并真心为这些女性的特立独行感到自豪。

　第三节 双性视角 在小说中，王小波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平衡的两性关系的述说，毕竟，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写作都会使社会关系失衡 [16] 。由于受太太李银河的学术工作影响，王小波也得以阅读到更多的女权主义言论，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王小波的诗意语言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他在创作层面上很接近女性的心理抒写方式，因此他得以站在接近女性的视角去感知女性心理情感，表达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独有生命体验。

　 9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通常采取的都是这种对话体结构的叙事，而男主人公王二在文本世界中往往占据着叙述者的位置，但作家聪明地规避了采用全知全能叙事角度的缺点，他虽对旁人一览无余，但是从王二的转述、他人的话语以及举手投足间也能清晰地显现出他人对王二的态度，从而有效防止了叙述声音的霸权化。以《黄金时代》最为典型，这部小说呈现出王小波思维的变幻莫测：小说中王二的眼里只有陈清扬，所有人物的出场都与陈清扬有关，文本表述了关于陈清扬的一切，而不是王二眼中的陈清扬。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全部是王二回忆的自述，但殊不知，这同样是属于陈清扬的回忆，只不过是通过王二转述的方式。

　王小波在小说中变换叙述视角的创作，既借王二之口满足抒写情节的需要，而且得以让女性自己发声，参与叙述。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众生喧哗”的态势，有时读者甚至会忘记叙述者“王二”和“我”的存在。这种处理方式实质上是作家有意将女性自身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愿望整合进写作中，不仅是对女性经验与感悟的尊重，而且让女性在叙述的过程中自发地体现她们的行为主体意识，带给读者关于人物之鲜活的阅读体验。王小波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平衡的两性关系的述说，毕竟，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写作都会使社会关系失衡。

　第四节 女性之伤 在小说中，王小波不仅对旧式男权思想及造成女性降为第二性的客观原因有着深厚的解构能力，而且对女性自身的负面因素不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独到的剖析。对于女性情感与命运的抒写，很多男性作家笔下的作品格局都显得较小，多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时间和空间里，资源与背景也显得很单一，人物的行为倾向也主要依靠的是作家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的经验和体验。在王小波的文学世界中，读者却很容易从中捕捉到时代的印迹与人世的沧桑感 [17] 。王小波在创作女性形象时，特别强调女性在独特时代与文化背景下的生存体验，在时间、空间跨度很大的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和命运都与时代的印迹和人世的沧桑相勾连。这种对女性独特生命体验的自觉关注不但使男性中心的社会本质昭然若揭，同时又对女性进行了自我解剖，从深层次揭示出女性的负面心理和累积的精神之伤，以求得对女性人物刻画的真实、公平、完整。以下就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作家描摹的女性精神之伤。

　 10 一、对“庸俗”妥协 生活的苦难与时光的蹉跎，磨光了人性最初时的美好，就像在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中所说，“在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真是可惜。” 在王小波看来，庸俗已经成为了非革命时期的另一种极权，它统治了大多数人，摧毁了那些生命中最宝贵的永恒价值---理想、创造、智慧与爱情。下面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姓颜色的女大学生”为例进行分析，在描写人性的异化方面，作家对颜色人格的蜕变和人性异化的揭示与描写比单纯地讽刺和批判显得更为深刻。

　二、谋“爱”与谋“生” 中国的女性仿佛有着天生的原罪一样，社会对她们的评判便是她们的全部生活，这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后天如何努力挥之不去。在现实中，这种传统的负压化为了一种习惯、容忍或者责任。她们的这种懦弱和自身所体察不到的奴性是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社会挤压所共同作用的后果。在当时男权文化占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中,男性与女性处在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之中,这就导致了不仅男性忽视、歪曲着女性的经验,女性也会因长期受到心灵压抑习惯于从属地位，从而认同了男性对自身的设定,使自己的真实经验沉入水底。

　社会学者张敏杰曾在《徘徊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中认为，舆论一方面赞美母性的纯洁与高尚，另一方面将美的赞赏对象沦为淫欲的猎物；一方面赞赏女性的柔弱与无辜，另一方面又以繁琐而沉重的家务使其变得异常丑陋；一方面称赞女性创造生命的伟大与神圣，另一方面又极力压抑创造生命者的女性创造力的发挥；一方面规定种种以“礼”对待女性的繁文缛节，另一方面又剥夺其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权利 [18] 。”社会完全依据男性的标准要求女性，而女性最终认同这一标准，也是迫于各种社会压力下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对于社会和文化给予的压抑，女性应该学会适时反抗，王小波笔下女性的反抗，无论是最后选择用“自杀”来逃逸管制的红拂，还是用追随“绿色的爱”来反抗庸俗的小青，将自己爱上王二轰轰烈烈写入交代材料的陈清扬，她们的身上往往带着一些“玩味”的意蕴，遵循着权力的规则但又调侃着权力的布施。从她们的另类反抗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权利意识的解构，对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与

　 11 自由生活的渴望，也了解到女性反抗荒谬世界的独特方式 [19] 。她们的叙说，坦诚且有力地向读者呈现了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重大影响，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她们所承受的不能言说的精神之伤。作家不回避现代女性的困难处境，用文学的方式写出了当代女性面临的两难处境。这一切完全出于一个男性作家的理性审视和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承受苦难的中国女性的关注，这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第四章 结语 在他笔下的女性自知自省，对于自身境遇有着理性的思索和自我价值的清醒认知。王小波塑造的女性形象展示出他对于人生存的多种可能性状态的探索，他对女性与权力抗争的历史叙事，唤起了人们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和未来生存前途的理性反思。她们以自己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境遇折射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不同时空的对比中、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映照中明了人性的本来面貌，同时作家对人性本真的尊崇也使我们看到了他超越世俗的人文关怀。

　其次，他对于女性渴望驾驭自己的命运,但最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婚恋幸福的根源也在小说中进行了潜在的剖析。正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上的劣等地位,女性自身弱点的束缚以及男性视阀的观照使她们不能摆脱自身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女性若要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就要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争取自己作为女性的所有权利，走一条高尚的、有创建性的自我完善和精神独立的道路，竭力摆脱权威力量的束缚和禁锢，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身份和尊严，最终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前提下同男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完美契合。只有这样，两性关系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这也正是王小波所一直渴望的两性之间最理想的存在状态。由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时时关心女性处境，满怀仁爱之心，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诚然，王小波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他的边缘化处境虽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审视被边缘化的女性个体生存的困境，但同时他不能逃脱文革带给他的阴影，无法轻松自如地表现自己对于未来的乐观想象。作家对文革粗暴政治的反省，对自由的终生追索反而使得他愈来愈无法脱离现实的压抑，从而进入了对自由探讨的悖论化困境，因此他笔下的女性始终无法寻求真正的自由，结局

　 12 也往往倾向于悲观化。另外，小说的文字也不够考究，对女性形象特征的描写过分囿于个人化视野与感觉体验，作品也带有些许“成于趣味，止于趣味”的嫌疑。

　然而，作为一个敢于把真性情写进作品的作家，王小波让我们体会到了思想和文字带来的精神愉悦，他塑造的女性站在了同男性一样的高度，勇敢地抗争着、享受着、爱着，让阅读者领悟到了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精神深处的美好。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和女性人物行为方式及复杂心理活动的展现，连结着作家对权力机制下女性个体生命尊严如何被安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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