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5年“十四五”初步规划方案和全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讲话稿合编

时间：2020-10-13 08:02:36 来源：蒲公英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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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5 2025 年 “十四五”初步规划方案 和 在全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讲话 稿合编

　2021 --5 2025 年 “十四五”初步规划方案 0 10000 字文稿

　今年是谋划“十四五”发展思路的关键一年。“十四五”和未来的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挑战因素不断增多，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可能受到从未有过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更依赖创新累积形成的新动能。

　 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寻找科学合理的出路，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现状?

　 一、合理确定未来增长预期

　 (一)从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看趋势

　 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描述，经济增速是由技术进步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和劳动力投入增速共同决定的。

　 从我国目前趋势看，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 18%，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接近 15%，在上海等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 30%以上。

　 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快速上升。预计到 2025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20%以上，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接近 18%。

　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直接后果是储蓄率逐渐下降。事实上，我国总储蓄率过去几年已经由 51%左右下降到了 48%左右，虽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属较高之列，但下降速度比较明显。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 2025 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 40%左右。

　 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在下降，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近几年逐渐下降，由过去较长时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 6%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事实上，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0 岁)平均每年净减少 200万-300 万人。

　 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使得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 12%左右，迫使不少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不仅如此，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 10 年年均增长 9%左右下降到过去 5 年年均增长 5%左右。

　 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的趋势。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从增长的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 是由各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净出口构成的。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 GDP 的增速。

　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考虑到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增速会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新兴部门或新经济部门增速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但由于对同一领域的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提升。

　 服务业表现出高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

　 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这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重提高的升级趋势是一致的。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 18%。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宏观模型十分简单，GDP=C+I+(_-M)，其中 C 为消费，I 为投资， _为出口，M 为进口。这说明支撑 GDP 增速的是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

　 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 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 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 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 6%左右的增速。

　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净出口因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

　 再加上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仍有较大概率出现周期性回落，恐难有大的作为。

　 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会逐步蔓延至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就业增速的进一步转弱，失业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会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并进而使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

　 因此，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似乎也在进入弱化的通道。

　 总体结论：综合上述多重因素、相关约束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具有下降趋势。

　 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 5-10 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 5%-6%的区间内。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客观接受在未来 10 年，我国经济只能取得6%以下的年均增速。

　 国家五年规划预期增长目标的选择是否合理，对各地设定各自的五年规划预期目标具有重大导向性影响。

　从过去的经验看，过高的预期目标一般会使各级地方规划预期目标跟随性加码提高，最终会导致因整体目标过高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产生杠杆攀升、违约增多、产能过剩、泡沫加大等副产品，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稳定经济中长期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 5%-6%的区间，如何更多向 6%左右靠近，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

　 从中国目前的基础条件看，我们有较大空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好的创新激励，延缓因要素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

　 (一)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应该在一下几个领域采取措施，深度发力。

　 1. 努力稳定劳动力供求关系。

　 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 65 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

　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 2.7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 1 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 50 岁、女 40 岁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 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

　 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退休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很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经验积淀的政府精英人才，也包括部分体制内高级科研人才被闲置浪费。这些措施从反腐角度看似乎有合理性，但制度设计过于粗暴简单，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而不是一刀切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增加我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视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2.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

　 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

　为更多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

　 应该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教育能够针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

　 要全面提倡专业精神，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培养个人专业兴趣，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能人文化。

　 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3.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

　 以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我国算得上一个研发大国，我国也是一个产业体系门类齐全的大国，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还远不是强国。

　 从创新效果看，我国虽然专利数量虽然名列前茅，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致只有 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40%左右的平均水平。

　 从产业体系看，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很多领域不具备与海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能力，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自主研发并生产，必须高度依赖进口。

　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

　 但不幸的是，我国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获得竞争优势等为借口的高技术封锁和禁运且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美国主导的技术禁运还在进一步强化。

　 在外部压力遏制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和幻想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政治上都不容易被接受。

　 我们还不得不在关键领域继续采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

　 鉴于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研发资源，形成更具激励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环境。

　 4.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

　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但是，今后的外部国际环境对中国可能会带来诸多挑战。

　 这些新挑战可能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和准入，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的与国际接轨。

　 这是因为更开放的中国经济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这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

　 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思维。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

　 这一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

　 所以，在一个开放环境下，如果尊重国际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

　 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

　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

　 在城市开放发展方面，中国需要加快沿海城市群和重要都市圈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改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国外创新性资源和高品质企业参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培育形成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5.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

　 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 3 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 11吨标准煤、俄罗斯 13 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

　 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行为趋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会趋同。

　 我们不能向美国和俄罗斯趋同，但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 1 倍，但前提是达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效水平。

　 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这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安全和减排方面的双重挑战和压力。

　2018 年，中国原油进口 46190.1 万吨，总金额 15881.7 亿人民币;天然气 9039 万吨，2551.8 亿元，总价值约 3000 亿美元。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 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 45%，而且还在进一步上升。

　 相对于粮食安全而言，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具有风险敞口的特点。解决能源问题和挑战的出路只有两条。

　 一是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能效水平。

　 二是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提高清洁能源比重，特别是要加快推动电气化和电动化，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进口依存度。这是因为我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发电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模式创新扩大电力供给能力。这一替代不仅是绿色低碳的，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6.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

　 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大大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日益显著，都达到了 70%左右。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

　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投资未来。在实体经济并为资本市场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更具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店。

　 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且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最终要革资本家的命，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或在国内上市后变现部分资产转移出境，是这类担忧的一种表现。

　 过去，执政党创造性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需要执政党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探索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稳固的，以资本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场所的资产安全也是不可靠的。

　 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

　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

　 四是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可预见的政府监管，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

　 ( ( 二) ) 如何更有效促进内外需增长

　 从需求侧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度，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很多功夫实际上在供给侧，与供给侧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

　 1.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

　 国内需求总体上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是保持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而稳就业的根本措施在于在制度上放水养鱼，养活更多的企业。

　 这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环境。

　 在中国，尤其要注重发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带来的创业和就业效应，一些城市试图通过赶人的做法控制城市规模，实际上扼杀的是城市内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从企业税费负担来看，在前期降低企业税负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降低企业社保和公积金负担，并通过更多划拨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以更好地通过稳定就业、优化保障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

　 从长远财税制度建设和财税制度国际竞争角度看，应该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结构，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逐步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过渡，使企业税费负担具有国际竞争力。

　 为了使降税具有可持续性并不对政府民生支出形成挤压，需要进一步优化并精简政府支出项目，削减不必要的政府支出。

　 特别是削减那些锦上添花的政府支出项目、面子工程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逐步降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比例，提高民生福利支出的比例，政府要带头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2.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

　 我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明显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 2 倍后，城市化动力才减弱并趋于稳定。

　 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还在 2.7 倍左右，落后地区城市人均收入与发达地区城市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还十分明显。

　 这说明我国还远未到逆城市化的阶段，需要继续消除城市化的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自然发展创造条件。

　以人为核心推进深度城市化本质上属于供给侧改革和创新的内容，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还具有扩大国内需求的积极效应。

　 我国现有统计制度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实际水平，很多城市常住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应该采取措施允许2.7亿进城农民工和近1以亿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自主选择获得就业居住所在地户籍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

　 政府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用于进城落户人口的城市保障房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

　 这有利于稳定预期，扩大消费支出，形成政府支出与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要强于简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社会结构的改善和公平正义的维护也具有积极作用。

　 考虑到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都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该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禁止城市政府采取限制外地人流入或是以疏散为名驱赶外地人的错误做法，还城市社会应有的开放包容姿态。

　 这在经济减速、失业增加时显得格外重要。在深度城市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机制和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配置机制。

　使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城市常住人口特别是落户人口的增加相适应，使进城落户农民工的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更好的入市变现通道和市场化权益价值实现机制。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也要与人口流入地的人口流入规模特别是流入人口落户规模相适应，形成对吸纳转移就业人口落户的正向激励机制。

　 在城市房地产调控模式方面，要改变目前通过行政管制限购限价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不合理做法，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抑制不合理炒作行为，使正常的房地产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3.基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我国未来城市化率将达到 80%以上，主要城镇人口将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 20 个左右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的。

　 如果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协调发展做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就形成了。

　 以往以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主的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加上点菜单式的碎片化区域政策，经过 20 年左右的实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考虑到任何一个板块内部不同省区市之间的较大差异，延续如此大尺度的区域战略或过于碎片化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指导，实际操

　作性、指导精准性和市场统一性都面临挑战，最后极有可能沦为不同板块之间争相寻求中央优惠政策的政治借口。

　 我国作为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区域差距甚至远远大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本身就有值得检讨的制度原因。

　 事实上，从他国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经验看，真正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恰恰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会允许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并产生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同效应。

　 而我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户口制度制约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平等配置。因此，区域战略和政策应该基于统一市场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聚集机制，做顺势而为的引导而不是逆势而为的干预。

　 因此，应该根据人口流动的趋势，将原有的以四大板块为主要构架的区域战略和政策，转变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空间单元的城市化空间格局优化战略，通过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网络共建、生态环境协作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

　 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不同规模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会实现真正有市场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在要素分布和经济分布空间协调基础上实现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收敛，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会有利于内需的稳定扩大。

　从大的城市群格局看，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群主要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在这些城市群中，只有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地区、辽宁沿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未纳入国家规划视野。

　 这个行政区经济总量达到 18.7 万亿元，占全国的 21%，值得在"十四五"时期作为国家战略，像"十三五"时期谋划粤港澳大湾区那样来予以认真研究、全面谋划。

　 在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环渤海大湾区可能是中国北方地区基础条件最好、创新能力最强、集聚效应最显著、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

　 这一地区有北京、天津等超大城市，还有大连、沈阳、青岛、济南、滨海新区等知名中心城市和新区，以及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如果在这一地区结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实施深度对外开放，将是缩小国内南北发展差距最值得发力并取得成功的地区，具有缩小区域差距和南北差距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4.基于宏观审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优化。

　 在面临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导致的外部需求剧烈萎缩时，为了避免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强烈冲击，可考虑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外部冲击导致的明显波动。

　但在考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时，依然需要顾及我国经济的货币累计发行量偏大、债务杠杆率偏高的隐患，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中让财政政策扮演更积极的主导作用。

　 货币政策主要是在流动性供给方面保持适度宽松的配合，使债务工具的发行利率保持在合理较低水平，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到期债务置换创造条件。

　 要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放水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的再度攀升。

　 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一方面要通过强化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优化金融监管举措，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服务。

　 特别是提供有利于降低债务杠杆率的股权融资服务，为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的市场化募资和投资运营提供更好的发展和激励环境。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支出用于与深度城市化相关的大城市住房保障、城市地铁网络、城市群都市圈快轨、生态环保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和建设，减少在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的不合理基础设施投入和浪费，减少锦上添花类基础设施项目。

　 5.基于深化开放的出口稳定增长。

　深度对外开放不仅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放开，还包括国内有可能导致贸易和投资行为扭曲的制度改进并与国际规则接轨。

　 这有利于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营造稳定友好、安全可靠的外部营商环境。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扩大出口规模，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努力方向和职责。

　 对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努力为企业营造公平稳定友好的贸易环境。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新变化，中国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建设，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和经营创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公平竞争环境。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产品关税、扩大服务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格局。

　 要认真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重点关切，基于国际规则做出相应调整和改革，以提高产业政策实效为出发点，避免对我国产业和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指控或不对等开放的指控。

　 有了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出口企业才能更好地专心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提升，稳定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结语

　总的来看，“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可能会难于以往，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从国内条件看，今后甚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呈现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

　 这需要我们不满足于近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与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配合，形成供需两侧更有利的增长支撑。

　 从国际看，我国经济的开放度和信息化世界的形成，使得我们即便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也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努力维护友好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自由贸易体系。

　 尽管如此，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来更好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更平缓并延续更长的增长平台期。

　 因此，相对于“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方位创新实现上述目标情景，中国就可以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质量都会有新的提高，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0 2020 年 在全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0 6550 字文稿

　同志们：

　 下午好!

　 根据研讨班的安排，我就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这次专题研讨班，是根据市委常委会的决定和 XX 书记指示举办的。XX 书记十分关心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多次就研讨班的组织安排、课程设置作出重要指示。研讨班共分两期，参加人员第一期是各市直机关各部委办局、各大专院校、市管企业的党政“一把手”;第二期是各县区市党政班子成员。在当前疫情“六稳”“六保”各项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把大家集中起来，共同研讨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市委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这次研讨班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认真总结上半年各级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投身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做好群众工作成果，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分析群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研究完善做好群众工作的措施和办法，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上午，XX 同志作了开班动员讲话，XX 同志通报了《全市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定坚决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工作情况汇报》，大家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明天还要分组学习讨论。这次专题研讨班，市委要求各学员带着思考来，带着处理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来，带着成功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关案例来，带着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典型和经验来。通过研讨班的学习，使大家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打牢思想和工作基础。

　 下面，我就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讲三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执政条件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而且更直接关系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党执政地位的稳固。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党的执政地位不会与生俱来，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这种选择不单单是我们党的主观意志，客观上还要看人心向背。唐代的魏征讲过，“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句话的意思是，民有怨气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心的背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一定要加倍小心。我们党 99 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我们党的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群众工作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 40 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充分说明了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群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人们也常用古希腊的安泰神话来比喻党和群众的关系。安泰是一个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每当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他便往地上一靠，从大地母亲身上获得新的力量。可是他有一个弱点，当别人设法使他离开大地，那他就会失去力量而被敌人扼死。如果说我们党是英雄安泰，那么，人民群众就是大地母亲。我们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依靠党的群众工作这个重要法宝，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以“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家皇朝的“飞机加大炮”，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十送红军》这首歌就是那个时代党群、干群关系的最真实写照。陈毅元帅也曾深情地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米“喂”出来的，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依靠党的群众工作这个重要法宝，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穷二白”和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和威胁的艰难环境下，我们党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依靠党的群众工作这个重要法宝，我们开始了改革

　开放的伟大历程，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现出勃勃生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党正在带领人民群众打赢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和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全面建设小康合民心、顺民意，决定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然而，我们也要清醒看到，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随着群众对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进步的关注显著增加，我国在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同时，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断深化，环境恶化带来的疾病防控防不胜防，冲突和矛盾也日益增多，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面临新的形势。现代传媒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党联系群众的传统手段和途径带来现实冲击;引发出一系列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等不同群体或社会阶层之间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复杂矛盾。从党的自身情况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对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群众的现实状况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社会变革速度加剧，社会群体分化日益突出，广大群众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若干不同层次的群体;思想观念呈现出差异性、多变性、独立性、选择性的特点;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利益分配方式复杂多样;就业形式日益多样，人员社会流动范围扩大，职业和身份变动越来越

　频繁;《新民法》的出台，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等等。这些新情况，在给我们党密切和群众的关系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党如何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XX 市历届市委、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派出大批工作队和大量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与各族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形成了鱼水关系，也探索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注重群众观教育，不断创新群众工作的思路、途径和方法，狠抓发展第一要务，着力改善人民生活，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实施多项民心工程，切实转变机关作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全市进入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群众心气最顺的时期之一，全市党群、干群关系较为密切，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大胆探索，创造了许多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如民情恳谈、领导接待日、网上信访、领导干部下访、下派工作队及指导员、企业党组织与职工民主对话，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形式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对复杂信访案件采取听证会制度，等等。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要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加以推广。在充分肯定我市党群、干群关系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市党群、干群关系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些地方党群干群之间的思想隔阂不断加深。尽管近年来我们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力度，但有些地方党群、干群之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和差距，出现了干部感叹“不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群众埋怨“不知道干部在干些什么”的现象。一些地方基层民主选举受到宗族派别、黑恶势力等因素的干扰而流产或变形，导致一些群众以为基层选举是在“作秀”，是愚弄百姓;少数群众在享受文化改革成果的同时，却对加强互联网管理等措施不理解、不认同。广大群众对官僚主义、执法不公、行政不当、为政不廉、奢侈浪费等不良作风和腐败行为深恶痛绝，甚至有部分群众对某些党员干部、对先富起来的人存在反感甚至仇视的心态。

　 二是有些地方党群干群矛盾日益复杂化。当前，我市党群、干群矛盾不仅数量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且矛盾的状态已从单一转向多样和复杂。参与的主体开始由农民、离退休职工，逐步扩大到在职职工、个体业主、退伍军人等。不仅经济领域的矛盾越来越多，而且政治、思想、文化和农村、企业、城市社区等领域的矛盾也逐年上升，由农村向城市社区扩展的趋势也在增加。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参与人数扩大，组织化倾向明显，解决处理的难度增大，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需要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努力解决。

　 三是有些地方党群干群利益矛盾逐步凸显。以民生为重点的经济利益性矛盾突出，各种经济利益纠纷大量涌现，群众敢于公开直接地表达、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当群众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疏导不及

　时就极易采取过激行为。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市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集体上访案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企业改制中的退休人员、解除合同人员以及厂办大集体人员的问题比较突出;②农村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政策不落实，农民增收困难和违规征占土地，强迫农民养这种那，对部分农产品压级压价，以及村组财务管理混乱、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等;③城镇建设问题，一些地方在城镇建设中违法占地且补偿标准低和安置不合理，以及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引发群众上访;④涉法涉诉问题，主要是一些积案、旧案虽然“案”已结，但“事”未了，涉法涉诉信访量居高不下;⑤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特别是一些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干群矛盾突出;⑥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社会收入调节机制不够健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呈扩大趋势，一些群众没有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甚至现实利益受到损害;⑦环境污染问题，一些地方在建设中急功近利、破坏生态环境引发的信访问题逐渐增多。同时，群众对利益部门化、地方化和部门、地方权力特权化、商业化等各种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不满，矛头直指少数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权吃权”的腐败行为，直指一些行政主管部门巧立名目、乱发钱物的不正之风，以及各种“变相摊派”等等。

　 四是有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向心力有所下降。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基层党组织经常出现“说话不灵、办事不成”的情况，在执行和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在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的过程

　中，来自群众方面的阻力增大。尽管我们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但仍然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党组织对这些新领域新阶层群众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相对较弱。

　 当前，我市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的种种新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党群、干群双方主体的原因，也有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的原因;既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对原有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而我们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方面还存在不足和差距。现阶段的改革是我国社会的一次伟大的变革，是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使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一方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手段、方式还不太完备，不能完全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利益关系调整中出现分配不公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受到影响，引起他们的抵制甚至是反抗;一部分新的利益主体利用制度缺失和漏洞获得不公正收益，引发社会不公平;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容易引发社会贫困群体的对立情绪。另一方面，我市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满和对立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情郁于中必然发之于外，导致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一些地

　方的基层财力相当困难，削弱了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功能，导致不少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对此有意见，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基层党政组织对群众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

　 二是部分领导干部群众工作意识淡薄，素质不够高、作风不够实。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不够重视或片面理解党的群众工作，使党的群众工作被削弱。有的将群众工作片面理解为“走读”，以为群众工作就是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向群众宣读一下党的政策主张即可;有的将群众工作单纯解读为“办事”，以为群众工作就是到基层办几件实事、好事即可;有的将群众工作简单解读为“意见汇报”，以为群众工作就是将一些具体任务或决策交由群众讨论，收集意见后向上级汇报一下即可;有的以单纯的经济指标代替群众工作，片面理解“发展是第一要务”，以为只要经济上去了，群众工作也就好做了;有的强调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遇事坚持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不需要做群众工作;有的以依法行政代替群众工作，认为坚持依法行政，也就是做好群众工作了;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住在城里，靠文件、电话遥控指挥，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联系群众更少，对基层的情况一知半解，遇事躲、推、拖，在其位不谋其政，极少数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单纯“为个体私营企业老板服务”;有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不起考验，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贪污腐化，堕落变质，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往往成为党群、干群之间冲突的最直接成因。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弱化，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不适应新形势需要。一些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手段落后、形式单一，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老措施不能用、新手段不会用，存在“粗、浅、哄、卡、压”等现象，不能适应群众思想多元化、宣传手段多样化的需要，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灵活性、针对性;不能与群众平等相待、双向互动、相互交流，仍然习惯于“我说你听”的传统灌输式说教，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互动性、有效性、针对性;有的不熟悉政策法规，处理复杂矛盾和问题犹豫不决;有的不敢与群众正面接触，对群众能躲就躲、能避就避、能拖就拖，致使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矛盾变成大矛盾。少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缺乏洞察民意的敏锐性和处置事件的果断性、科学性。现行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不尽完善，导致一些干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数字报表轻基础性工作、重显性政绩轻隐性政绩，热衷于搞一些所谓的“形象工程”、“脸面贴金”工程。一些基层干部说，现在摊派的工作任务往往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基层也只好“下级骗上级，级级加水，水到渠成”;上级在部署工作和任务时，有脱离实际的现象，是一种“官僚主义”，基层则为了应付检查，只好经常用“形式主义”来对付上级的“官僚主义”。一些干部新到一个地方没几天就异想天开，编出一套思路、设想一幅蓝图，缺乏政策和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一些县、乡干部任职期限过短，屁股没坐热就走人，项目实施不完善，造成不少“工作后遗症”。一些干部“新官不理旧帐”，对前任有关的遗留问题不理不睬，造成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日积月累，越来

　越严重。此外，一些地方党群干群沟通机制、联系机制、化解矛盾机制不健全，造成相互之间的思想隔阂不能及时消除，党群干群之间矛盾升级。

　 四是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走了样”、有偏差。有的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的过程中实用主义倾向明显，习惯搞“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执行;有的则盲目扩大政策外延，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力度、目标超越了政策原定的要求;有的则片面强调部门利益，等等。一些协调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政策不配套或不完善，引发群体性事件。由于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中出现“中梗阻”和“截流”、“走样”现象，使群众不能够从中得到真正的实惠，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伤害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有时还会激化干群矛盾。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全面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居安思危，振奋精神、增强信心，谋划新思路、采取新举措、创造新机制，切实把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抓紧抓实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