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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捕捉史剧“真实”.doc

    时间:2020-06-06 08:32:09 来源:蒲公英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蒲公英阅读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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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史剧的“真实”

      [摘要]茅盾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不仅对之前的有关历史剧的论争作了评价,而且十分详细严密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剧创作的主张。其中,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问题成为该论述的重点。茅盾非常强调史料在历史剧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观念对之后的历史剧创作同样具有不容抹煞的意义。

      [关键词]茅盾,历史剧。历史真实。艺术真实

     20 世纪 60 年代,在历史剧创作领域里,曾掀起较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缘于郭沫若的《蔡文姬》,由其究竟是否能为曹操翻案这一命题而展开,继之以对吴晗在《谈历史剧》中的“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的观点进行辩论,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历史剧的命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吴晗、何其芳、李希凡、王子野等更多的文艺界大家出现在辩论的第一现场,其规模、讨论的深入程度、学术氛围都超过了以往。此后,围绕着新编历史剧,如《甲午海战》、《胆剑篇》等,不仅多次召开了研讨会,而且还在《文艺报》、《戏剧报》等重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创作谈及批评。这些活动都有效地促进了历史剧创作的研究,在前人无法统一意见的地方,如历史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上,通过本次讨论也大致协调了意见,同意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一观点。当然本次讨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它同样带着时代的烙印,过分地纠缠于概念、定义;存在着理论零散化、

     多书评及观感、与传统历史文学也不很对接等问题。但这些讨论无疑对茅盾历史剧理论的生成起到了催化作用。1961 年,茅盾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可谓为本次讨论画上了一个较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对历次讨论的观点进行了整合。该文所归纳的一些问题,曾在本次讨论中出现过,但茅盾的论述显然要更充分,也更具学理内涵。

     在对历史剧的评价中,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历来是无法规避的。历史真实与历史文学的真实并非同一物,这已是公认的真理。历史真实强调史学家尽可能多地挖掘史料,以多方面呈现历史的样貌,以使后人尽量避免盲人摸象的偏见历史文学的真实则强调作家的虚构须合乎历史逻辑,而历史逻辑的基点应建立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之上,因此两者的关系又十分密切。这也是历史文学之区别于普通文学的独特性所在。在建国后新文学建立期间,茅盾对此极为重视,多番强调,实际上也是以此为武器,向不顾历史文学的真实而只顾思想倾向性的错误做法宣战。

     在当时关于历史剧论争中,多数人是持“倾向论”的,即衡量历史剧的标准在于其表现的思想倾向性(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此,作家往往机械地从“主义”出发,将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简单地与现实相比附,许多人物穿的是古代的服装,使用的却是现代的词汇,尤其是许多时髦的政治术语。在茅盾看来,这其实是置历史剧的真实于不顾,也是违背了历史剧基本创作规律的。那么,如何才能达成历史剧的真实呢?茅盾并没有泛泛地用一般的艺术真实性加以取代。他认为,历史剧的真实是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其中,历史真实性尤为重要,为此,作家必须对史料进行细致的甄别,以便向受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在当

     时许多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此有所争论的人中间,他的这些论述可谓最详尽也最具分量。从史料的考据中归纳出历史剧创作的素材及观点,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使作家的创作尽可能地尊重历史,体现出历史剧的独特魅力。

     茅盾后来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系统总结了这种做法,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概括了有关“卧薪尝胆”的史料,并对此展开了十分详细、逻辑严密的推理。他认为,不同的史料,其可信度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此展开正确的辨析。在比较了几种文字史料的情况之后,他提出了甄别的标准: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文字史料的真实度是分层次的,这其中最可信的当属对待史料态度客观的一类。对每一种类别,茅盾均旗帜鲜明地说明了其特点和取舍的关键;并没有因为其中的一些不足、糟粕而全盘否定其价值,而是将所有的史料都纳入自己考证的范畴,通过对官方、民间、文字、口头等多方面资料的比较、推理而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他还认为,在阅读文献时,也可开发出自己的视角,取己所需。如他评价张衡的《论衡》,认为“这里的命定论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从反面可以看出,两汉人已经不像战国时代的学者和策士们那样把夫差作为一个昏庸残暴杀身亡国的典型人物来看待了”;若“找不出证据的东西,我们最好暂时不作大胆的猜想。”总之,史料的占有不仅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更需要发挥主体能动性,认真甄别其真伪。

     茅盾追求历史文学中事事都要有根据,从他对传统历史剧的分类及评

     价上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真实的看法:

     从上表的比较中可以发现:茅盾所认可的以《桃花扇》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的范式在历史真实上,必须遵循重大事件来自史料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其他的,如人物塑造等问题。只要大的原则把握住了,那么,其余的细节都可归入艺术真实的范畴,在审美的层面上来考察其优劣。这说明了茅盾在两个真实的关系问题上是有主次先后之分的。他多次强调:“既然称为历史剧那就不能改写历史、捏造历史(此与艺术虚构是两回事,艺术虚构者,历史人物虽未作此事,出此言,但按其人其时的条件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作此事,出此言)、颠倒历史(把发生于不同时期的事并为一事等等),如果可以完全不顾历史,那又何必成为历史剧?”可见,把握好这一问题的关键追根溯源还是在于对史料的研究与运用上,从中体现了历史剧的独特魅力,即除了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之外,还须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

     然而,我们真的可以从史料中挖掘出绝对正确的历史知识吗?通过历史叙事难道真的可以还原历史原生态吗?茅盾的理论似乎将复杂的问题一一简单化了。

     尽管茅盾认为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事件时应尽可能地使用辩证的观点,但他对于历史基本理论的建构却显示出绝对化的色彩。他认为历史是可以通过考证辨析、被还原为初始的“真实”模样的,如此一来,他所遗弃的,便是历史以及历史剧在被叙述的过程中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包括叙述者的主观意识、权力话语等重要的因素。当历史仅仅变成固定不变的平板一块时,它其实只是在“历史的本体”的意义上得到了解释,是片面的。

     我们认为,对历史的阐释可以分为“历史的本体”与“历史的认识”两个部分。本体指向文物古迹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性的存在;而“认识”则具有相当的主观性,是后人解读历史的种种方式的集合。如果承认历史可以绝对还原,那么,便否定了解读历史的主观性,抹煞了历史叙事的不确定性。

     新历史主义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论述则走向与茅盾的观点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历史的视野使文本成为一个不断被解释的意义增殖体。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反思空间,使历史先于文本,过程大于结果,断片重于延伸。在这样的文化解读和文本策略中,文本就将不确定性和转瞬即逝的飘逝存在加以形式凝定,将存在的意义转化为可领悟的话语符号,从而历史性地延

     伸了文本的意义维度,使文本的写作和解读成为一种当今的政治性解读。”这一带有浓厚后现代主义气息的见解虽然也具有将问题绝对化的不足,但两相比较,对我们解读茅盾的理念还是有所启发的。那就是:作为文字史料的文本并非如茅盾所说的那样“真实”、可供信赖,其中也包含着记录者、时代、社会等的诸多影响因素。历史叙事其实是充满了先人的想象与留待后人填补的空白的。当代的影视历史剧创作中出现的“戏说”风,不仅鲜明地表现了新历史主义所主张的历史之不确定性,重主观的改写而轻历史考据,而且有些还走得更远――全然抛弃了历史真实。这固然已无法体现出历史剧审美的特殊意义了。对于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是否也应有所警惕呢?此时,茅盾当年的论述反过来又可成为我们反思的思想资源。

     可以说,茅盾虽在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上、在历史真实的问题上十分

     小心,但他所设立的底线,即还原历史原貌,仅能充作纸上谈兵的假想;在实践中,并不能真正地达到。而他所主张的三种历史文学创作的模式――真人假事、假人真事、人事两假――其中还是有不少不切实际的成分。从理论中也可捕捉到茅盾研究历史文学理论的思维是单向线性的。显然,他信奉进化论、因果论,认为事物仅仅沿着直线的轨迹向前发展,后来者必定胜于前者,因此前者需被否定,而后来者则被肯定。他的理性思维、时间观都带有这种严密、绝对化而又单纯的特点。如今在我们看来,事物的发展之复杂程度远远超于此直线前进的状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反复性、偶然性。虽然历史的本体是不变的,但历史的认识却受制于无限丰富的偶然因素。茅盾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绝对化观点实际上影响了他对历史真实性中的相对性的坚守。

     茅盾的历史真实观在当时的历史剧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对今天的相关研究来说也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然而,在实际的作品阐释中,他的理论并未能全部体现出来,而是出现了一些错位。如他对《胆剑篇》等的评论中,对于如何看待勾践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观点中便带有较浓厚的唯阶级论,即只肯定人物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使之“高、大、全”的倾向,而对于人物可能带有的时代的局限性(这在他的理论中原本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却被忽略了。因此,在他的批评实践中,历史真实性却后退了。的确,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身居要职的茅盾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他所发表的每一篇评论都会被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经历反反复复的检阅。许多在理论中可以言之成理的论断,到了实际的操作中,却变得无法真正地付诸实践了。在当时的语境中,理想与实践之间出现了

     不可跨越的鸿沟,这是茅盾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作者简介]黄健(1973-),女,广东广州人,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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