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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残缺 腐败的制度缝隙

以所有权、占有权、处置权和分配权等为核心要件的产权概念不仅使自然人和法人获得了充分而饱满的行权资格，而且也清晰地昭示了行权者所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在产权私有化的制度环境中，具备了“经济人”属性的所有权人除了获取投资红利外，还会聚精会神地监督经营者，而后者又必须对前者作出和兑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承诺。正是如此，私有制的产权安排被看成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制度形式。相比于私有化的产权构造而言，尽管公有化的产权结构可以更多彰显社会公平，同时能够凭借资源要素集中的优势形成诸如投资等市场标的庞大能量，但产权制度残缺留置下来的腐败缝隙更引人警惕。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是我国目前两种典型的公有产权制度形式，而从最基本的所有权层面而言，两种形式都存在所有者“缺位”的严重理由。以国家所有制为例，按照宪法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并由******人民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理论上分析，国有资产的确找到了所有者，但现实是，“政府”只是一个管理机构，他既没有如同自然人那样可以随时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眼睛，更没有监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时间与精力保障。至于“全体人民”作为所有者，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是谁也没有“所有”。这就意味着，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公民层面，国有资产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所有者。

必须承认，作为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重大举措，国务院在10年前设置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而且这一机构垂直分布于******、省和地市各级人民政府层面之中。国资委通过任命国有企业董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不定期的财务审计等途径，力求行使“所有者”权力以实现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然而，从目前来看，国资委作为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效应而非经济效益，而且由于专业人员的缺乏和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国资委真实的监督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正是由于所有者的监督不力或者不到位，国有领域就成为腐败高发的重点地带。

腐败行为所导致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已经成为众所熟知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最近10年，国有资产每年损失量达5000亿至6000亿，约为当年GDP的6%至8%，而肆意瓜分和侵吞国有资产者应当是引致国资流失的“元凶”。据广州市纪委查明，广州市最大的国有农场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合计人民币2.4亿元；无独有偶，广东佛山市工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劳勤丰、副总经理李励萍等公司高管通过虚报、隐瞒资产和账外资金冲抵等形式集体私分总价达1411万元的国有资产。同样，山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懋龙伙同该单位经营科长王玉琦、财务科长王建政通过创建关联企业、缔结虚假合同以及套现单位提供的******、收据下账等方式截留应缴收入1.0474亿元，同时集体瓜分国有资产4285万余元……

与*********地瓜分国有资产行为相比，贱卖国有资产则更具隐蔽性。据《财经》杂志报道，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元资产的鲁能集团通过国企改制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以37亿元的的低廉价格收入囊中，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到案发为止，山东省国资委居然毫不知情；几乎同时，净资产价值为317万元的内蒙古科学器材公司也在国资委的眼皮子底下作价为39万元转让给了一家民营企业；而在山西省的保德县，一座价值为2亿余元的国有煤矿最后以37.5万元卖给了该县安监局长的内弟；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中国长城资产公司沈阳办事处一项资产价值为18.67亿元的国有金融不良资产债权竟然以不到债权1%的价格（1800万元）转让给了一自然人郝希仁，而负责举锤的辽宁中正拍卖公司与竞拍人恶意串通，从中牟利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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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国外真实的故事可以为瓜分和贱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做出最为形象的注解。一位妇人在纽约市的多家报纸上刊登了一美元卖宝马车的广告，但是没有人把它当真。因此，一个星期时间过去了，仍然没有人去买这辆廉价的宝马车。就这个时候，刚毕业的小伙子约翰看到这则广告，拿着一美元按报纸上的地址去买这辆宝马车，最后约翰真的以一美元与对方成交。一头雾水之时，约翰问这位卖车的妇人，为何这辆宝马车只卖一美元妇人告诉他，她的丈夫去世了，丈夫的遗产全都是她的。不过，这辆宝马车却属于丈夫的情人。根据丈夫的遗嘱，要把这辆车拍卖，拍卖所得的款项全部归丈夫的情妇。所以，一美元即可。就这样，约翰高高兴兴地开着宝马车回家了。国有资产就如同这辆宝马车，虽然有法律上的所有者，但所有者并没有履行监督职能，而且处置标的并不属于实际处置人，国有资产自然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唐僧肉”。

增长模式 腐败的隐形翅膀

数量型增长是中国经济最近30年最为典型的模式特征，在这种增长路径的导引下，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都陷入到了对GDP的追赶与崇拜之中，并最终实现了超日（日本）次美（美国）的宏伟目标。但是，与美日等发达国家GDP的扩张主要依赖消费动能（市场动能）完全不同，中国GDP的发酵过程基本是依赖于投资尤其是******投资（政府动能）而推动，以致过去30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着年均20%以上的竞发势头。当然，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交通工具的改良以及住房条件的升级，无疑是民众福祉提升的表现，但是，在GDP一路凯歌高奏和各类工程项目快速上马的背后，借助公共产品的制造而实现资产与财富再分配的暗流也在凶猛涌动。由于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的数量型投资增长模式实际成为了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道路翻了又翻，房子扒了再建，树木移了重栽……，市政工程建设是城市基础设施链条中最为活跃的版块，其破坏式和滚动式发展的能量无疑为GDP添加了不轻的砝码。然而，由于土地流传、项目发包等权力相对集中于少数部门和少数官员身上，加之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城市工程建设自然成为了腐败高发的“重灾区”，而且与大手笔资金推动市政工程相同步，腐败分子从中攫取的经济利益动辄以令人悚目的千万元乃至亿元为计。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称为 “扒市长”，主政安徽六安期间，倪发科大搞城市建设，不仅从外地调来了众多的开发商轻松获得优质项目，而且其亲属涉嫌搞土地开发，从中获取巨额利益。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利用分管城建的特权，通过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取得土地使用权、承建工程等渠道谋取利益，从中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45亿余元，而分管城市建设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也如法炮制，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85亿元。

更有意思的是，成都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徐俐先等几名官员在收受了他人贿赂后，擅自大笔一挥改写该市迎宾大道项目的规划线，导致两幢新修高楼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无独有偶，南充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斌，市规划局原局长邬大渊等15人在收受了开发商总额达440余万元的贿赂后，竟让名为“南充大都会”的一期工程违规放线、施工，成为超道路红线1.62米、超高1.5米、超面积9000平方米的“三超”工程。为了一己之利而随意玷污和践踏公共产品的败行令人发指。

通过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大干快上是最近几年以投资充实GDP的主要政策路径。资料显示，仅铁路建设，从2009～2012年的四年中，国家累计投资2.874万亿元。不错，交通设施的改善方便了商品物流和百姓出行，但同时也拓宽了腐败行为横冲直撞的大道。法院判决资料显示，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和部长期间，长期利用职权干预了50多单铁路工程项目招投标，为山西女商人丁书苗从高达1700亿元的工程标的额中猎取了30亿余元的巨额利润。而刘志军也据此获得了打通自己仕途的厚实经济基础。

与铁路系统的腐败叠生一样，公路系统的贪腐也异常猖獗。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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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在任时，不仅明目张胆地挪用公款，而且收受、索要他人贿赂68.48万元，而在张昆桐之前，两任交通厅长均因在道路工程建设中贪污索贿而被收审锒铛入狱。除了交通系统厅级高管纷纷落马外，地市级交通部门负责人也是前腐后继。苏州市交通局副局长严冬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高速公路建设中提供帮助，并多次收受贿赂计人民币1

40万余元。陕西省宁强县交通局原局长何超、原副局长刘华平借职务便利，在工程款拨付、工程招投标等方面为请托人提供帮助，分别收受贿赂52万元和140万元人民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比于城建系统腐败频发而言，交通系统所丛生的贪腐有过之无不及。

对钢铁、水泥和建材具有直接后向关联作用，从而可以快速驱动GDP膨胀的房地产投资在全国大小城市演绎得热火朝天。然而，繁荣房市的背后经常扰动的是伸向土地拍卖、地产规划等许多环节的肮脏之手。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借土地出让之机，涉嫌索贿受贿800余万元；海南省副省长孟庆平利用主管土地工作之便多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4万元、港币10万元；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受托人获取大片土地，导致高达10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在担任市国土局局长期间，签发认可的房地产建设项目达数百亿元，王炬也从中贪污受贿上亿元。据官方公开信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截止今年9月，已有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他们中的大部分涉及房地产。必须强调，除了这些在房市中贪婪成性的“老虎”之外，房地产上空窜飞的“苍蝇”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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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特权 腐败的纵横暗器

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产物的遗留，由政府部门所把持的众多审批权力并没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日臻完善出现根本性的收敛。资料显示，自10年前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已进行7轮行政审批事项的减持，最终调整和取消了2718项行政审批项目，即便如此，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仍还有1500多项。至于地方政府的审批项目更是多如牛毛。谁都知道，为政府所审批的基本上都是稀缺资源，企业一旦拿到这个“路条”就意味着获得了市场准入资格和取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机会，然而，由于我国许多的行政审批制度都是在非透明状态中进行，同时审批权集中于政府部门少数官员手中，在没有缜密监督体系的状态下，行政审批事实上演变为长官意志或者领导把持的特权。在捆绑和遏制经济活力的同时，行政审批已经沦为腐败分子进行寻租的核心暗器。

与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所承载的重任不言而喻，然而，郑筱萸在主政药监局的10年内，不仅玩忽职守大批特批各种“新药”，而且利用审批大权从中牟取巨额利益。据不完全统计，郑筱萸担任药监局局长期间，每年批出的药品贪腐丛生与蔓延的经济学解构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http://www.zbjy.cn整理提供,希望对您的 有帮助.事项达1万多个，但其中真正有关新药的审批其实只有百余个，其余都是改了名称、包装和剂型的旧药品种；更有甚者，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也能从郑筱萸的手中获得药品生产文号，而且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在药品企业拿到获取暴利的“路条”后，郑筱萸以及其妻子、儿子从相关企业手中也如愿取得了649万余元的巨额回报。上行下效。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为多家医药公司申请批准生产医疗器械产品“提供帮助”，先后将81.6万元人民币装入自己的腰包。

被外界称为“小国务院”的国家发改委坐拥着大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小到一个具体投资项目的天量审批权，其审批权杖触及地方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重要的是，在拥有巨大审批权的同时，发改委怎么审批往往没有标准可言，而正是如此，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将这种权力运用到了极致。国内商人倪日涛赴加拿大“收购”当地制浆企业，但手中却没有任何资金，倪于是利用虚假的、盗用美国评值有限公司的报告分别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取得了7亿元和4.6亿元的贷款，并且在向银行提交的报告中将收购所需的资金从909万加元夸张为2.02亿加元，而为这个报告背书核准的，正是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重要的是，凭借此次收购，经过刘铁男大笔一挥，倪日涛旗下公司还从国家发改委获得了“林纸一体化”项目，******财政相应给予了总额为1亿元的国债配套资金支持。刘铁男对倪日涛如此的大开绿灯，倪日涛也懂得投桃报李。公开资料显示，倪日涛在加拿大注册成立的加拿大绿色资源有限公司中，刘铁男妻子郭静华占了10%股份，除此之外，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在汇丰银行的账户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的巨额汇款。与项目审批后需要等待商业周期不同，如果企业能够从政府部门手中拿到市场经营业务的批条，其所得收益就来得更加的轻松而快捷。在主政铁道部期间，刘志军曾先后安排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苏顺虎帮助丁书苗和她的儿子获取车皮计划，而丁书苗则通过倒卖车皮计划和利用车皮计划从事煤炭经营，在短短5年时间中获利4.4亿元。同样，丁书苗与山西某国有企业合作成立了一个公司，投资高铁轮对项目，丁书苗负责获取铁道部批文。后经刘志军安排，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人签发了相关批文，丁书苗因此得到了合作公司60%的股份，价值近1亿元。紧步刘志军、张曙光和苏顺虎的后尘，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通过安排铁路车皮帮助6家企业进行煤炭运输，单独或伙同情妇收受多名山西煤老板的2000余万元贿赂。

国有土地变成“个人钱庄”，土地审批成为个人“提款机”，在时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自分管城市土地的规划与审批，任职期间为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中谋取利益，许宗衡据此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与许宗衡一样，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等，无不是通过土地审批的“神笔”达到坐地生财和以地敛财的个人目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同“老虎”相比，“苍蝇”依靠土地审批特权所表现出的捞财与聚财功夫丝毫也不示弱。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在5年任职内，通过帮助开发商拿地、******规划审批手续等手段，接受80多名房地产开发商总共830余万元的贿赂。与江润黎相比，国土资源局辽宁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的胆子要大得多。公开资料显示，罗亚平利用掌管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的职务便利，除与开发商*********地进行权钱交易外，还直接******套取土地补偿金，最终敛财逾1亿元，成为全国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

垄断势力 腐败的催生酵母

经济历史已经证明，垄断的存在与横行不仅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效率的低损，同时还对私人资本形成强大的“挤出效应”，进而压制与窒息了市场活力。非常重要的是，市场竞争因子的被挤出，意味着监督与制约垄断的力量被削弱，从而使得垄断者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藩篱得到加厚，非法牟利的灰色空间得以拓广。不仅如此，在中国特定国情中，商业垄断力量与权贵资本力量还能狗蝇相投，从而使得垄断变得更为嚣张与猖狂，社会资源与要素的分配越来越流向少数人手中。因此可以说，垄断是腐败的培养基。

国有经济与垄断行业的结合无疑为腐败制造了一道天然的铁幕。一般而言，垄断的程度往往决定着腐败的程度，即垄断程度越高，腐败的几率就越大，涉贪资金就越巨。以此判断，垄断国企堪称是腐败的平方，巨无霸的垄断央企则是腐败的N次方，是滋生老虎、同时也是滋生苍蝇的温床。以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例，“两桶油”不仅把持着原油的进口权，而且完全制约了原油提炼和销售的口径，一旦心术不正者掌管“两桶油”的舵轮，无论是哪个环节，只要他轻轻一拨，滚滚财富就会流进个人腰包。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从哪里进口以什么价格进口全是石油公司的老总说了算，至于以什么价格批发给下游销售商，也还得看老总们的脸色。结果似乎并没有出于人们的意外，在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以受贿近2亿元领死缓4年之后，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在国资委主任任上因严重违纪已被免职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在蒋洁敏之前，中石油先后有四位高管落马。

值得强调的是，蒋洁敏主政中石油期间，曾急迫宣布对10亿储量的冀东南堡油田动工开采，但实际储量仅十分之一左右；同样，王永春在担任大庆油田副总后，先后动用近万人开展“海拉尔大会战”，但耗资15亿元结果却打了几百口空井。有媒体披露，从这些油井开发中获取巨额设备采购回扣的同时，蒋洁敏和王永春主要是借助于这些巨额项目投资取悦于地方省部级高管，从而为自己的升迁搭台造势。在这里，垄断已经不仅演变成获取私利的工具，而且蜕变成牟取政治地位的资本。

物资采购与市场垄断的结合也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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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者构造出了巨大的牟利空间。被称为“铁老贪腐丛生与蔓延的经济学解构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http://www.zbjy.cn整理提供,希望对您的 有帮助.大”的中国铁道部不仅把持着铁路运输尤其是货物运输的垄断权，而且掌握着海量的铁路设备物资采购权，同时二者之间有着更多的交集。正是如此，执掌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的刘瑞扬格外吃香。据悉，刘瑞扬深得刘志军和张曙光的赏识，不仅受命负责货车零配件招标采购，而且也参与多种新设备准入资质的设定。供应商们若想被纳入铁路货车采购，刘瑞扬是他们头号要打通的关系。也正是在刘瑞扬的运作下，铁路线上所有FIRD（电子标签）均由远望谷和哈威克两家公司提供，很多企业的产品即使价廉质优，也都无法得门而入。当然，刘瑞扬从“合作者”身上也捞得盆满钵盈，检查机关仅在其办公室就搜出了近4000万元人民币的财物和八个房产证。

作为一种必定结果，商业资本与官僚资本的联姻可以将垄断推向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方面，商业资本要垄断市场需要官僚资本的干预，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又极容易成为商业资本的幕后帮手，两股力量的紧紧缠绕自然会形成无人能破的市场垄断格局，并最终完成对垄断利润的瓜分。

资料显示，全国目前有500多家出版社，其中90%以上的出版社都在打教材的主意。按国家规定，教材的零售利润不得超过5%，但实际上已高达45%至50%。因此，“要发财，印教材”在出版行业已经成为一条商业定律。然而，要让自己出版的教材最终发放到学生手上，必须取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于是，各地教育厅（局）的领导就成为了出版商和发行商竞相争取和朝拜的对象。权力资本在商业资本的裹挟之下进入市场，教材发行垄断格局由此形成，并在权力资本的的保驾下变得更加牢不可破。

权贵资本卖劲地为商业资本摇旗呐喊，当然是要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回报。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综考科原主任科员易自强利用职务之便，向相关高校“推荐”******教育指导用书，先后三次收受书商贿赂共6.5万元。无独有偶，某部属高校教材科每年采购教材所得的回扣约为二三十万元，除了部分流进教材科的“小金库”外，另有三分之一流向了个人的口袋。据《市场报》报道，三年前全国一年中有40多个教育厅局长因教材理由落马，而今天，全国因教材理由落马的各类教育官员涉案数额越来越大，涉身“窝案”的官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教材垄断并非特例，从中小学生辅导资料的采购、到校服的定点制作，甚至到毕业照的指定拍摄，助推垄断的权力魅影无处不在，寻租行为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