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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中日近现代音乐教育之变革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doc

    时间:2020-06-06 08:34:45 来源:蒲公英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蒲公英阅读网手机站

    相关热词搜索:教育改革 变革 中日

     从中日近现代音乐教育之变革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纵观中日两国对于各自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音乐教育领域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得与失,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选择我国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

      一、解放思想,寻求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无论是吸取中外传统文化中富有创新和再生意义的积极因素,还是进行我国音乐教育的现代化建设,思想观念的更新与解放都是首要条件和基本的保障。仅仅靠少数行政官员或音乐教育家的呼吁是不够的,它需要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和大众普遍的思想解放。纵观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历次思想解放运动,诸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等等,之所以比较成功,大众思想解放先行一步是其关键因素。就我国而言,无论在近现代的整个学术界,还是在当代音乐教育界,思想领域的中西之争、继承传统与现代化之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过。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新儒家先驱、倡导儒学复兴的梁漱溟和“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论提倡者胡适为代表的中西之争,到近年来音乐学术领域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艺术的争论,思想的交锋、观点的碰撞是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必然现象,这是思想解放过程中的阵痛,说明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解放

     大众的思想观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我们理性而明智的选择。

     可持续发展强调以全球人类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不危及人类未来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谋求当代的发展,以自然生态持续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持续为条件、以社会进步持续为目的。这是一种多维立体的发展观念。在时间维度,强调了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在空间维度,强调了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文化维度,强调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人类即将告别工业文明,进人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自然生物的多样共生和不同文化的多元并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其不谋而合。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与可持续发展,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在人类向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发的同时,教育是万万不能滞后的,音乐教育同样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方面要向西方音乐文化学习;一方面应立足本国、本民族的乡土音乐,另一方面应涉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一方面要学习前人的古典音乐、艺术音乐、民族音乐,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当代的民俗音乐、流行音乐、现代与后现代音乐。我国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的音乐教育,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综合性大学的音乐教育等多种音乐教育模式并存,各自担负着培养不同音乐人才的任务,各自占有不同的培养人才的资源配置,我们必须合理地继承、开发、共享人类音乐文化资源,有效地调整、改革、发展我国音乐教育的结构与机制,以适应实现我国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汲取精华,确立以素质教育、创新能力教育为中心的培养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其前人留下的遗产,对于当前来说,都可能既存在有用的部分,又存在起阻碍作用的部分,精华与糟粕同时并存。因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进行精心筛选和小心扬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从西方引进了学校教育的模式,但其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自己的,这个思想理论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日本人围绕这个核心,牢牢地打好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教育和启蒙市民觉悟的初等教育两个基础,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于 19HD3 年发表文章《论教育之宗旨》,论证他的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他在文中进一步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孔子曾提出“兴于诗”、“成于乐”(王氏摈弃了“立于礼”);古希腊也将音乐作为学校的必修课。1922 年 8 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音乐系”――音乐传习所,其办学宗旨为“养成乐学人才,传习西洋音乐,保存中国音乐,发扬而光大之”。开设的专业课程包括乐理、唱歌、中西乐器等,可谓中西并重。很可惜这个传习所不久即被撤消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一直影响着我国教育的价值观念和培养目标,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读寒窗的内在驱动力十分强劲,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居于学校教学的中心地位,片面追求高分和升学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善于应试、高分低能、缺乏创造力和挑战精

     神的考试能手。在音乐教育中,同样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不明确、甚至错位,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由于应试教育、片面追求表演技能的音乐教育观念和体制使然。殊不知培养具有高超表演艺术水平的人才主要是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任务,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普及型音乐人才的目标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小学音乐教育、高等音乐教育培养出具备音乐修养的多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音乐人才,以满足社会各个部门行业和音乐专业部门的需求。毕竟,音乐家、歌唱大师、演奏大师只占全国十三亿人口的极少数,我们需要更多的是具有音乐修养、高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三、提倡民主,建构音乐教育中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重文史、轻理工,重权威、轻民主。而在音乐教育领域则表现为重技巧练习、轻情感培养,重技能表现、轻文化理解,重专项成绩、轻整体素质,重表演水平、轻创造能力,重教师权威性、轻学生独创性。提倡教育和音乐教育中的民主性:一方面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的挑战、求异和探索精神;一方面教师应主动放弃教师主导教学、课本主导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自觉适应音乐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和音乐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教育曾提倡“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这已

     包含了一种民主意识,我们应该在具体的音乐教育中将其发扬光大。每一个学生都有其文化背景、家庭教育、生理特征、心理素质、知识结构、表演技能和情感兴趣等等诸多差异,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基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清自我,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广泛兴趣和丰富情感,把教学的核心和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上。

     音乐教育中的教学内容多元化应该从幼儿园、小学抓起,直至中学、大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音乐风格区域性的多元化。我们以往对音乐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存在着重

     汉族音乐、轻少数民族音乐,重中心地域音乐、轻边远地区音乐,重国家主流音乐、轻民间乡土音乐的倾向,这与我国编写音乐教材一向采取中央集权或省区集权的政策有关,未能给予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文化内容占有一定的比例,这对继承、了解我国各民族多元音乐文化十分不利。

     (二)世界音乐文化的乐种类型多元化。我们过去的音乐教学内容,存在着重西方音乐、轻世界音乐,重高雅音乐、轻民俗音乐,重艺术音乐、轻流行音乐的倾向,在过去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学生所了解的外国音乐,基本上只有以欧洲音乐文化为主的西方艺术音乐,中国以外的世界音乐、中国和西方以外的艺术音乐、世界各国的流行音乐在教材中很少见到。这主要因为执掌编写音乐教材大权者缺少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家的眼光,未能从“文化价值相对平等”的观念和角度来看待音乐教育。

     (三)乐理知识、记谱分析的多元化。在过去的中小学音乐课本中,涉及到一些基本的乐理、视唱、记谱、分析的初级知识,完全以西方的乐理、视唱知识和记谱、分析方法为主,中国传统的乐理知识被遗忘,记谱法只有五线谱和简谱两种,分析作品的方法也完全是西方音乐使用的曲式与作品的分析方法,学生们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对音乐作品的“削足适履”了。其实,要求学生们在中小学音乐普及教育时代就掌握那些世界多种体系乐理知识、记谱分析方法是不可能的,但重在让学生知道、了解不同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存在,它们作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遗产具有相对平等的文化价值。

     日本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践,在教育管理上采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卓见成效,这对我们建构音乐教育中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尤其在音乐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最能体现这种特点。首先,我们可以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按照一定的比例,灵活规定中国音乐、世界音乐(包括西方音乐)和地方性乡土音乐在教学内容中的配置;其次,把体现国家艺术教育方针政策、目的、目标的教学内容设计,与保存、体现地方性音乐文化特色和民族区域性的乡土音乐艺术相结合;再次,把有限的、固定的音乐课堂教学(国家规定的基本学时)与无限的、灵活的课外音乐观摩、参与表演(本地与外来文艺团体表演、节日庆典、民俗活动等)相结合;最后,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青少年儿童占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的绝对多数,那里还远未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音乐教育在那里还未能真正开展起来,尤其是那些经济、交通不

     发达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制定的音乐教育标准很难实现,那里缺少师资,无法配备钢琴、手风琴等乐器,无法很好地完成国家教材中规定的教学任务。当国家按统一标准制定的教学方案、编订的音乐教材遭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教学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时,就会产生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名存实亡和进一步扩大城乡学校的学生素质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如果我们能采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法,或许能弥补这一缺陷。

     四、拓宽视野,力争实现我国音乐教育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结合

     继承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再生价值和意义的优秀部分;吸取、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有益于中国文化更新、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先进经验。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富民强国的两条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长期持久地在这两条道路上探索前进,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视野,具有全球性战略眼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和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普通教育和音乐教育的改革发展同样需要坚持走这两条道路。就某种意义而言,继承我们的优秀传统就是实现民族化,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就是趋于国际化,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教育立足于世界之林的两个重要条件。

     民族化与本土化相联系,但不等于本土化,其重在强调具有民族特色,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国际化与现代化相联系,但二者内涵不同,其重在

     强调走向世界,寻求国际理解,在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让对方理解中国文化,同时我们也应认识、理解对方的文化,以平等的态度相互学习、互惠互利、彼此尊重、共同进步。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侧重于向所谓的西方先进文明学习,是单向地输入、引进,是以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为最高标准,而 21 世纪的人类即将走向生态文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将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目标,国际化意味着中国文化也应能对世界有所贡献,也有值得引以为荣、令别人羡慕敬仰的地方。诚然,近代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行一步,然而,21 世纪西方人却要回首追溯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孑 L 子的思想,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寻找发展的源泉和动力。21 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既不应盲目自大,视中国音乐为独尊,也不应完全照搬西方。他们必将凭借民族化走向世界,将中国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实现中国文化的生命价值,为全球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在西方一些著名高等学府,从事自然科学、经济学、国际贸易研究的学者,对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提出了非议和批评。由于西方跨国公司和企业需要他们的经济和贸易在世界各地受到保护,希望有一种全球通用的经济贸易“游戏规则”(实际是西方或美国规则),因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叠起,然而这种西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模式也受到了社会人文学者的抵抗和回击,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界,他们高举“文化价值相对论”、“多元经济和文化并存”、“地方性知识、经济和文化保护”的旗帜,公开向现代化、全球化提出了质疑、批评和挑战。其实这种反现代化思潮在近

     代以来一直未间断过,中日两国皆出现过一些这一学术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有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人,日本有冈仓觉三(Okakura Kakuzo)、北一辉(Kita Ikki)、大川周明(Okawa Shumei)、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等人。从这些学者的思想理论中我们可以得知:现代化往往是科技、经济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一体化和西方化。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因此,一方面现代化带给我们很多实惠和利益,同时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曾经试图用本土化加以改进、弥补,然而本土化往往与固守传统紧密相联,又以民族化取而代之,民族化与现代化并举、互相补充,似乎是一上乘良策。笔者认为,如果能加上国际化才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眼光,因为中国人必将以开放平等的

     心态、客观务实的态度、自强自尊的精神走向世界和未来、参与国际交流和互动。就我国教育和音乐教育现状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还要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学习,他们和我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印度、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音乐教育,他们同样遭遇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矛盾的冲突与融合。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教训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五、正确定位,认清音乐教育在未学校整体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初中、高中)、综合性大学本科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普及性、基础性教育(音乐学院、艺术学院

     音乐教育以培养音乐专门人才、音乐家为主,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以培养音乐师资为主),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这种普及性音乐教育的中心任务。在大学本科阶段,它应该和政治课、外语课、体育课一样,成为一门公共必修课。随着历史时代的前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艺术教育在当今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日渐突显出来,从政府到基层,从专家学者到一般群众,对这一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

     (一)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在学校教育中担负着促进健全人格与良好品德养成的重任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修、齐、治、平”,还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忠、孝、义、诚”,都离不开音乐教育,只有当“礼”与“乐”结合,才能培养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有道德有人格的人才。尽管我们今天质疑以道德教育为唯一中心的旧的教育观念,但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教育,其中的合理部分必须继承发扬,将其变为创新能力培养的原动力。音乐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通过练习、表演、欣赏、创作,打动情感、激发兴趣。它能通过具体音乐作品的学习、欣赏,使冷峻的思想、枯燥的理论、冗长的说教在潜移默化、细雨无声中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这种作用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二)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担负着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培养做人做事双重能力的重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尽责尽职”、“团队精神”,这些对于未来人才的要求似乎都还不够,21 世纪需要大量具有全面素质和既会做人、又会做事的人才。音乐教育是一种美感教育,追求美好、完善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既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又能激发人追求完美、敢于想象、大胆超越,前者与做人有关,后者与做事相联。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灵是做人必须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超越精神是做大事、做好事、发明创造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音乐的美,体现在和谐、对比,矛盾冲突、融合解决,旋律线条、和声对位,快、慢,强、弱,明、暗,喜、悲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等等众多的美学原则上,通过心灵情感的感化和思想理智的沉思,这些音乐要素可以转化为一种情感兴趣导向和精神情操动力,进而辐射到做人做事能力的形成。

     (三)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担负着激发学生形象思维、培养情商智慧和发展创新能力的重任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先是艺术,然后才是科学。反之,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家,其实它们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也十分重视美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李氏经常提

     到“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艺术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根植于自然,而且对它的探索是人类创造性最崇高的表现”。1991 年 3 月 27 至 29 日,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高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课题组等联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音乐物理与音乐心理研讨会”,把音乐与物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

     音乐欣赏、音乐创作、音乐审美的过程就是形象思维的想象、创造过程,音乐教育有助于形象思维的发展,当今音乐心理学、音乐医疗学的研究将会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明。美国的一些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人 的 能 力 分 为 智 商 (Intelligence Quotient) 和 情 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两类,智商主要涉及人的认知、思维、语言、观察、计算等理性能力,情商则主要包括自我控制、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认知他人、人际交往等非理性能力。情商又被称为“情感智慧”,是人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力改变生活和人生的关键性要素。智商主要依赖于人的天赋,而情商主要在于后天的训练和培养。音乐教育恰恰就在情商的后天教育方面能够发挥优势、大显身手。当智商因素和情商因素相互结合,就有可能形成创新能力。当人们充分调动和运用人的感知、情感、想象等多种心理因素,在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寻找、发现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这就是一种创新意识、积极进取的心理取向、把握机遇的敏锐感觉、机智灵活地适应、改造自身和外界环境的应变能力。音乐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美感教育,同时也是一种培养想象力、创新力

     的教育。音乐欣赏、音乐表演、音乐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创作或二度创作、求变求异、求新求奇的艺术创造过程。

     总之,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占有着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当然,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只有对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未来高素质人才培养过程中进行正确定位,音乐教育才能发挥其强劲优势和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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