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中的归零问题探析】归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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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wto成立以来，针对反倾销调查中实施归零法的争端解决案件屡见不鲜。在2001年多哈回合反倾销规则改革谈判中，归零问题也是重要议题之一。由于《反倾销协定》未就归零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导致了成员对归零法本身的可诉性和合法性产生意见分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难以对此取得一致意见。运用 法律 解释的方法，结合wto争端解决案例，分析了归零法的法律性质，得出归零法本身和适用均具有可诉性并且在反倾销各个阶段实施归零均属于违反wto反倾销规则的结论。最后，结合反倾销规则谈判现状，指出仅凭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判结果不能根本解决归零问题，终结归零法必须通过对现行wto反倾销规则进行修改。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既要保证权利义务的明确性，又要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这就决定了法律规范必然是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作为各国协调意志体现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更是如此。尽管《1994年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统一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利益冲突使得wto反倾销法律条文不得不借助一些模糊的表述来促使各国对统一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接受，而这些模糊的措辞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家对条约中的权利义务的不同理解，进而引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反倾销中的归零问题即为一例。WwW.11665.COm
      “归零”（zeroing）是反倾销调查中认定倾销以及 计算 倾销幅度的一种方法，即调查机构在调查中，将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认定为正的倾销幅度（positive dumpingmargin），而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视为零，而不是负的倾销幅度（nega-tive dumpingmargin）。在确定倾销幅度时，只对存在正的倾销幅度的交易进行平均。尽管实践中的归零有简单归零、类型归零和阶段归零之分，然而其共同点是将被调查产品分类处理，将存在负倾销幅度的交易以零而不是负值计算，导致正的倾销幅度不能为负的倾销幅度所抵消。从效果上看，采用归零法有助于发现倾销或提高倾销幅度，[1]使得调查当局极易对倾销做出肯定性认定。归零法的这一效果引起了许多wto成员对实施归零的非议，截止2010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涉及归零法的争端超过10起，归零问题业已成为有关反倾销争端中的热点问题。
      一、归零争端的核心——归零法律属性之争
      归零争端源于wto《反倾销协定》中关于倾销判定的模糊表述：“在遵守适用于第4款中公平比较规定的前提下，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或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如主管机关认为一种出口价格在不同购买者、地区或时间之间差异很大，且如果就为何不能通过使用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或交易对交易进行比较而适当考虑此类差异作出说明，则在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可以与单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第2. 4. 2条）该条确立了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可以选择适用的三种比较方法：（一）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w-w比较）；（二）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t-t比较）；（三）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与单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w-t比较）。在三种比较方法中，除了w-w比较时禁止归零以外，其他两种比较方法中并未涉及能否归零的问题，于是有的成员主张应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销售的交易与低于正常价值的交易相抵，有的成员则主张将此类交易归零处理。
      在wto有关归零的争端中，当事方的分歧集中于三点：第一，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以及《反倾销协定》，归零法“本身”（as such）是否属于法律的范畴；第二，在反倾销初始调查阶段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第三，在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对归零法提出异议的成员认为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整体而言的，将存在“负的倾销幅度”的交易归零属于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不公平比较，违反《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并且无论是初始调查阶段还是在复审阶段，采用归零法均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而主张归零合法的美国则认为，归零只是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实践中采用的计算机处理程序，不属于美国的立法或者措施，不属于dsb受理案件的范围。并且根据wto反倾销法律，倾销幅度是指存在倾销的交易的倾销幅度，不存在倾销的交易就没有倾销幅度，归零是对《反倾销协定》条款可以允许的解释（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2]如果禁止归零，将正负倾销幅度相抵来确定倾销幅度，就如同“超速的司机不应该被判有罪，因为其在同一条公路上的其他路段行驶速度低于速度限制”，[3]其结论是荒谬的。此外，《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仅约束初始反倾销调查，在行政复审程序中禁止归零毫无法律依据。所以，归零法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其他国家对归零的质疑不能成立。
      wto争端解决的报告也体现了同样的观点分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归零法律性质的认识也莫衷一是。以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为例，专家组报告指出：“专家组注意到《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并未明确表明成员在采用t-t比较和w-t比较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倾销幅度时是否可以采用归零法……尽管将2. 4.2条解释为只是在w-w比较时禁止归零会引起异议，但从解释的一致性角度，将其解释为禁止在所有比较中禁止归零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专家组的）结论是2. 4. 2条不能被解释为在w-t比较中禁止归零，因此2. 4. 2条的第2句的含义与普遍禁止归零的解释矛盾。”[4]上诉机构则完全推翻了专家组报告的观点，指出：“在采用tt比较法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必须考虑所有比较结果，不能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比较结果不予考虑。……我们不同意专家组关于2. 4. 2第二句为允许归零提供了文字的支持。”[5]此外，在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反倾销案（wt/ds264）、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等数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冲突。
      由此可见，归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定归零的法律性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归零法本身的可诉性分析，即对归零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拘束力的法律（措施），还是个案中由调查机关自由裁量的调查方法进行分析。如果归零法的性质属于前者，则申诉方有权提起“本身之诉”（zeroing as such），要求争端解决机构对国内法中有关归零法的立法和实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将及于归零法的立法和实践；如果属于后者，则申诉方仅可提起“适用之诉”（ze-roing as applied），要求争端解决机构针对个案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做出判定，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仅及于个案。第二，归零法的合法性分析，即从实体法角度，对归零法是否与wto反倾销法律相符合，是否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有关条款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做出判定。因此，本文对归零的法律性质分析也将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
      二、归零法本身（as such）的可诉性分析
      自1991年挪威在美国对挪威新鲜和冷冻大西洋鲑鱼征收反倾销税案（adp/87）中首次将归零争端诉诸gatt争端解决机制以来，wto成员就归零问题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以2004年欧共体诉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欧共体归零案之前，成员就归零问题向wto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属于“适用”之诉（as applied），仅就具体案件中实施归零提出异议，从未诉及归零法本身（as such）。在欧共体归零案中，欧共体不仅对于美国在15起反倾销案件的初始调查和16起反倾销复审案件中实施归零法提出异议，而且针对归零法本身提起诉讼，要求专家组判定美国的《进口管理局反倾销手册》（以下简称“反倾销手册”）以及在初始调查、期中复审、新出口商复审、情势变迁复审和日落复审中采用的“标准归零程序”（以下简称“标准程序”）违反wto法律。此后在日本诉美国归零与日落复审案（wt/ds322）中，日本同样就归零法本身和适用的合法性提起争端解决。
      归零法本身能否成为被诉的对象关系到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性质认定的效力范围。由于争端解决报告不是具有拘束力的先例，[6]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如果申诉方仅对个案中实施归零提起争端解决，则即使争端解决报告对归零的法律性质作出认定，其效力也仅及于个案中归零的实施，而不能推广至归零法本身的适当性。相反，如果申诉方就归零法规定本身提起争端解决，则争端解决报告的结论可以对有关成员归零立法产生约束，并进而约束其在个案中的适用。作为归零案件的被诉方，美国坚持《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因而不具有争端解决案件所要求的可诉性。美国认为，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必须是强制性的，而申诉方不能找出任何表面证据（prima facie）来证明“标准计算机程序”的强制性。《反倾销手册》并没有排除商务部抵消负倾销幅度的权力，也没有强制商务部忽视负的倾销幅度。事实上，该手册既没有要求商务部的决策者们为一定行为，也没有限制其为一定行为，充其量只是商务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培训资料。正如《手册》导言中指出的：“本手册仅限于为进口管理局工作人员提供内部指导”，《手册》并非法律文件。申诉方提出异议的所谓“标准程序”，其全称是“美国商务部反倾销中倾销幅度计算程序”，是一个根据不同案件情况而随时修改的计算机程序，并不作为法律调整任何行为，因而既不能构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 4条和《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也并非dsu第6.2条中的“措施”。
      美国《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性质认定是确定归零法本身是否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形式上，《反倾销手册》是美国商务部内部工作手册，难以称之为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或者贸易措施，至于“标准程序”仅仅是用数字语言编写的计算机程序，更是难以将它归入法律或者措施的类别；《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有关说明还特别强调其不具有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措施的强制力。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将载有归零法内容的《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排除于法律（措施）范围以外。根据dsu，当成员认为其在协定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正在受到其他成员采取的措施而减损的情况下，在指定的期限内如果磋商不能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则该成员可将此事项提交争端解决机构。所以，可以提交争端解决机构的事项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其他成员采取了某些特定的措施；第二，该措施使一成员在dsu管辖范围内协定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受到减损；第三，磋商没有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可见，dsu并没有限定措施的范围，“任何wto成员的行为或者疏忽均可以构成争端解决中的措施”，[7]一项措施可以表现为法律法规，也可以表现为行政命令；既可以表现为书面形式，也可以表现为行为方式；既可以具有强制性，也可以为任意性，dsu能否管辖取决于该措施是否使一成员在dsu管辖协定中的利益受到减损。将这一标准适用于归零案件，尽管美国没有将归零法的内容规定于立法之中，也没有赋予其法律拘束力，但事实上在《反倾销手册》指导下美国商务部在大量的反倾销调查中重复使用了归零的方法。“标准程序”是根据归零法设计，其所体现的归零法是美国商务部所遵循的确定的规范，因而能够精确地判明其特定的内容和未来的行为后果。[8]这些因素使得归零法不再是个案中采用的方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于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的方法。《手册》虽然从形式上不是通过一定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但是实践中是美国反倾销调查中判定倾销幅度的依据，具有普遍适用性和事实上的约束力。所以，归零法属于美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美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反复采用的确定倾销幅度的方法，归零法本身及其在个案中的应用均可以成为争端解决案件诉讼的对象。
      三、归零法的合法性（compliancy）分析
      （一）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归零法的法律属性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实施归零法的基础，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否符合wto法律，是否属于《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2）款中规定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其二，采用归零法是否与《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中所规定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方法相违背。
      首先，如何理解倾销幅度概念是一个条约解释的问题。dsu第3. 2条以及《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了wto反倾销法律的解释原则，即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进行解释。所以，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应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之规定，依条约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6. 2条规定：“为抵消或防止倾销，一成员可对倾销产品征收不超过此类产品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就本条而言倾销幅度为依照第一款规定所确定的差价。”可见，“倾销幅度”被界定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如果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则不存在倾销幅度，法律意义上的倾销幅度并无“正负”之分，而仅指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但是该条并未明确倾销产品（dumped product）是从产品类别上定义还是从特定交易中产品定义，所以就文本而言，倾销幅度可以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以产品为基础，在产品范围内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针对被调查产品得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而另一种则是以交易为基础，针对具体交易中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计算交易中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6. 2条用语的模糊性使上下文在解释倾销幅度时具有关键意义，在确定倾销幅度是针对产品还是针对交易而言时，必须 参考 wto反倾销法律中对倾销的界定。
      在wto反倾销法律中，倾销幅度和倾销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倾销用以界定行为的性质，倾销幅度用以描述行为的程度。在《关贸总协定》中，倾销被表述为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并因此对一成员领土内一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gatt第6. 1条），这一表述清楚地表明倾销是针对来自一国产品而言，而并非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的产品。根据倾销与倾销幅度的逻辑关系，如果将倾销解释为一国产品低于正常价值的销售行为，则倾销幅度应被解释为被指控存在倾销所有产品的倾销幅度，对每个交易中产品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只是一种方法，是得到最终倾销幅度的中间环节。可见《反倾销协定》中的倾销幅度概念同样应从产品角度理解，并非针对交易，其范围可以是每个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全部产品，也可以是被调查国家的全部出口产品，倾销幅度既包括“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也包括“出口商（生产者）的倾销幅度”（《反倾销协定》第6. 10条）。在欧共体床单案（wt /ds141）中，专家组报告指出：“倾销幅度，即存在倾销的确定，只能对争议产品确定，而不能对有关产品的具体交易确定”；[9]加拿大软木案（wt /ds264）的专家组同样指出“倾销幅度意为被调查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0]相比之下，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 /ds322）上诉机构报告对此问题的解释更为充分：“《反倾销协定》中所说的‘倾销’和‘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定义的，因此它们既不能针对某一型号、类型或者产品类别存在，也不能针对单独的交易存在，而只能在产品层面上存在。如果在中间环节通过多重比较确定倾销幅度，则只有在将这些中间结果加总，调查机关才可以得出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1]
      由此可见，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只是对条约文字表面含义的理解，而条约解释则是找出与条约整体相吻合的含义使条约具有法律有效性的过程。一个词汇或者术语可能有一种以上的含义，但是辨明这些含义只是解释的过程，而并非解释的完成。一个词汇或术语所具有的多种含义并不自动构成（《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所指的可允许的解释。相反，条约解释者需要借助上下文、目的和宗旨来阐明词汇或术语的相关含义。这一逻辑为适当解释条约提供了分析框架。[12]因此，《关贸总协定》第6. 2条中所述的倾销幅度虽然可以有多种字面含义，但是结合条约上下文、目的和宗旨，美国认为倾销幅度可以作具体交易中倾销幅度理解的观点，割裂了倾销和倾销幅度概念的内部统一性，并非《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意义上可以允许的解释。
      其次，判定归零法是否违背wto反倾销法律，则需考察《关贸总协定》第6. 1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规定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关贸总协定》第6. 1条确立了判定倾销幅度的基本方法，即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反倾销协定》第2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关贸总协定》第6条确立的方法，第2. 4条指出：“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进行公平比较。此比较应在相同贸易水平上进行，通常在出厂前的水平上进行，且应尽可能针对在相同时间进行的销售。应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考虑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包括在销售条件和条款、税收、贸易水平、数量、物理特征方面的差异，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此后的第2. 4. 2条详细列举了w-w、t-t和w-t三种比较方法。由于《反倾销协定》明确规定采用w-w比较方法时应考虑所有可比交易，采用归零明显违反该条规定，所以归零的合法性问题是指在t-t和w-t比较时，采用归零是否与wto法律相符。

      如前所述，wto反倾销 法律 并未对t-t和w-t比较中归零问题作出规定，因此不能依据条文直观地得出归零法是否合法的结论，而需要从《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设立的“公平比较原则”角度，分析归零法的法律属性。从wto反倾销法律的规定和各国的实践可知，反倾销调查的对象是由出口国向进口国出口的某一类产品，无论是采用t-t比较还是w-t比较，调查机构有两种调查方法，一种是将涉及该产品的全部交易均纳入比较范围，得出适用于整个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另一种是将来自对象国每一出口商（生产者）的全部交易纳入比较范围，针对每一出口商（生产者）单独确定倾销幅度。如果在判定倾销幅度时，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交易归零不计，仅考虑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交易，而又将所得结果适用于出口国或者特定出口商的全部被调查产品，事实上等于偷换了产品的概念。换言之，实施归零法的调查机关在反倾销不同阶段中对产品的界定并不统一，当确定倾销幅度时，产品被界定为存在倾销交易中的产品，而在征收反倾销税时，则将产品扩大为所有被调查产品，这种以偏概全的调查方法必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要求的公平比较原则。在归零问题上，支持归零法的学者所主张的“司机超速处罚”问题与归零问题无可比性，因为前者是针对司机的特定超速驾驶行为的处罚措施，而后者并非仅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厂商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行为，而是针对所有被调查产品的贸易管制措施。所以，即便法律并无t-t和w-t比较中禁止归零的规定，实施归零也与wto法律不符。
      综上，倾销幅度虽无正负之分，除了w-w比较之外，也没有禁止归零的法律规定，并且《反倾销协定》也不禁止对被调查产品分类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归零合法性的默认。无论是将来自特定出口国的全部产品均列入调查范围统一调查还是按照出口商或者生产者进行分类调查，wto反倾销法律中所说的倾销幅度是产品的倾销幅度，而非特定交易的倾销幅度，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扭曲了《反倾销协定》的概念。在反倾销调查中，归零法是采用部分交易的比较结果来得出对被调查产品所有交易的倾销幅度，对产品的范围在反倾销的不同阶段做不同的解释，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 4条中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在反倾销的初始调查阶段归零法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
      （二）复审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对于复审阶段实施归零合法性的争议源自《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中所采用的“……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表述，该条将2. 4. 2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调查阶段，引发了复审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该条的争议。
      反倾销的程序包括初始调查程序和复审程序。初始调查程序中调查机关调查倾销与损害的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做出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决定；复审程序则是在实施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调查机关基于反倾销措施实施后的情况，对于是否需要维持反倾销措施或者改变征税幅度等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判定，具体包括定期复审（periodical re-view）、新出口商复审（new shipper review）、情势变迁复审（changed circumstance review）和日落复审（sunset review）等。由于情势变迁复审不以取消或者变更反倾销税为目的，[13]不涉及倾销幅度认定的问题，所以对复审程序中能否采用归零法的争议存在于定期复审、新出口商复审和日落复审之中。在归零争端中，美国强调将倾销幅度局限于产品的倾销幅度的解释缺乏法律文本上的支持，并且《反倾销协定》第9. 3条、第9. 5条和第11条均没有要求在确定反倾销税税额时对交易比较结果进行加总的表述，即便将2. 4. 2条解释为禁止采用归零法，其效力仅限于反倾销调查阶段，不能构成对复审阶段中调查机关行为的约束。
      判断第2. 4. 2条是否适用于复审程序应分析条约条文之间的关系。就条约而言，每一条款内容虽然各有不同内容，但都共同服务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不同条款中引用的同一概念在特定的条约中应该保持其含义的统一性。从结构上，《反倾销协定》将倾销的确定（第2条）和复审（第9. 3条、9. 5条和11条）分置于不同条款，但这种处理并不能成为割裂条款之间的内部联系的理由。不可否认，《反倾销协定》第9. 3条、9. 5条和11条中并无任何关于归零的文字，也没有要求调查机关对不同交易中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比较结果加总 计算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条文中均引用了倾销、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这些存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之中的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并不因为其出现于反倾销协定的不同条款而有所区别。《反倾销协定》第2. 1条采用了“就本协定而言”的表述无疑是在强调基本概念在协定中的普适性。因此，初始调查和复审虽属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的不同阶段，两者具有不同的调查目的，但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反倾销协定》中基本概念在初始调查和复审程序中应做相同解释。
      《反倾销协定》第9. 3条指出，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根据第2条确定的倾销幅度。而关于复审程序的第9. 5条、11. 2条、11. 3条中又多次引用了“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的概念，这种结构安排确立了初始调查与复审、倾销幅度与反倾销税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一项原则，第9. 3条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倾销幅度的规定适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同时在任何情况下，调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都需要依据第2条，并不由于阶段不同而有差异。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目的虽不尽相同，新出口商复审旨在确定在初始调查期间没有对进口国出口的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单独反倾销税额度，期中复审调查经过一段时间后征收反倾销的必要性，而日落复审则在反倾销税5年期满后对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进行调查，但所有复审的结论都与是否针对特定产品或者特定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以及税额的幅度有关，因而必然和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相联系。所以，无论在反倾销的哪一阶段中进行调查，只要调查事项涉及倾销幅度或者反倾销税，《反倾销协定》第2条所确立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就适用于该调查。那么，在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被认为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4. 2条的情况下，上述分析结论也 自然 适用于复审程序，因此，在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中实施归零同样违反《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
      四、wto有关归零谈判的前景预测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的曲解。作为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归零法本身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确立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归零制度及在反倾销调查个案中的实施均不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美国应尽快废除其反倾销调查中的归零制度，停止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履行其根据《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所负有的义务。这一结论与近年来与归零有关的多起案件中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的态度相一致。自归零问题提出以来，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对实施归零法持否定态度，尤其是欧共体诉美国归零案（wt/ds294）和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上诉机构报告出台以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两起案件终结了归零法。[14]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尽管在多个关于归零的争端中败诉，美国仍然坚持wto反倾销法律中没有关于禁止归零的规定，而根据dsu第3.2条的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损各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拒绝在反倾销调查中放弃归零法。因此，仅仅依靠争端解决报告试图终结归零法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本解决归零问题只能通过对wto反倾销规则条款进行修改，明确禁止归零。自2001年启动多哈 发展 议程（dohadevelopmentagenda）中的反倾销规则改革谈判以来，已经有数个国家提出从《反倾销协定》中彻底否定归零法，但美国对此坚决反对，甚至主张修改《反倾销协定》将归零法合法化。2007年11月30日，wto规则谈判小组主席散发修改《反倾销协定》草案的“主席案文”（tn/rl/w /213）。“主席案文”对两种观点进行了折中，在《反倾销协定》中增加了第2. 4. 3条，在否定w-w比较中采用归零法的同时肯定了t-t比较和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的合法性。此案文出台之后，遭到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激烈反对，规则谈判小组主席不得不在2008年发布新的“主席案文”（tn/rl/w /236）。2008案文删除了新增的2. 4. 3条，维持2.4. 2条不变并做出特别说明：“代表团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坚持在所有比较和程序中完全禁止归零，有的要求在所有情况下授权成员归零。”这一说明无疑是归零问题谈判现状的真实反映，因而不能预期在短时间内通过修改《反倾销协定》的方法解决归零问题。2009年11月24日，美国接到来自韩国的磋商请求，要求就美国对韩国三种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进行磋商；2010年2月1日，越南又要求与美国就冰冻虾反倾销案进行磋商，这些都标志着有关归零的争端仍将继续。归零法的合法性虽然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所否定，但归零的实施并未终结，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也因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注释:
  [1]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